01
“签字吧，别等了。”
1945年8月18日，重庆的空气闷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法国驻华代办戴立堂看着桌上那份《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手里的钢笔却有着千斤重。
这一笔下去，法国人在远东经营了40多年的“基业”，就算是彻底凉了。
要知道，按照当年那个霸道的条约，这地方他们本来能赖到1997年的，跟香港一个待遇。
在场的中国代表吴国桢面色平静，但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硬气。那意思是明摆着的：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大清了，想赖账？没门。
戴立堂心里那是五味杂陈，他太清楚这签字意味着什么——法国作为“列强”在中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彻底扯下来了。
这块地，就是后来的广东省湛江市，当年叫“广州湾”。
谁能想到，这帮法国人费尽心机抢来的地盘，最后不仅没发财，反倒还要看中国人脸色，提前52年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向傲慢的高卢雄鸡，不得不吞下这个“哑巴亏”？
02
把时间拨回到1898年，那是个让中国人提起来就想骂娘的年代。
大清国就像一块肥肉，谁路过都想切一刀。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俄国人霸占了旅顺，英国人更狠，拿了威海卫还不够，还强租了新界。
这时候，法国人坐不住了。
他们在旁边看着英国人把香港搞得风生水起，每天数钱数到手抽筋，那心里别提多酸了。法国人心想：我也要在南中国海搞个港口，我也要当“包租公”，我也要躺着赚钱。
于是，他们盯着地图看来看去，最后手指头戳到了广东雷州半岛的一块地——广州湾。
这地方水深港阔，位置绝佳，法国人觉得这是个“潜力股”，将来肯定能建成第二个香港。
1899年，清政府那个软弱劲儿大家都知道，法国军舰往那一停，大炮一亮，清政府就只能乖乖签字。这一签，就是99年的租期。
法国人那是兴冲冲地来了，又是修码头，又是建兵营，还把行政中心设在了现在的湛江霞山，那时候叫“西营”。他们甚至还模仿英国人的那一套，把广州湾宣布为“自由贸易港”。
按照法国人的剧本，接下来应该是万商云集，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进。
可现实给了法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地方虽然港口条件好，但后面全是穷乡僻壤，既没有铁路连通内地，也没有像珠三角那样发达的商业腹地。
商人们又不傻，有香港那个成熟的码头不去，跑你这个荒郊野岭干什么？
根据当时海关的档案记载，1901年，一年进港的轮船才208艘。这是什么概念？平均一天连一艘都没有。整个港口空荡荡的，海鸟比船都多。
法国人这下傻眼了，这哪里是摇钱树，简直就是个无底洞。每年的维护费、驻军费、行政费，那是大把大把地往外掏，回回来的钱还不够塞牙缝的。
为了维持这个殖民地的面子，法国国内每年还得倒贴钱。这官当得，简直比窦娥还冤。
03
亏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干。
法国人急眼了，为了搞钱，这帮自诩“欧洲文明之光”的绅士，竟然干出了一件丧尽天良的事儿。
既然正经生意做不起来，那就做点不正经的——走私。
而且这不是小打小闹的走私，是官方背书的、成规模的、甚至是垄断性质的走私。其中最赚钱的，就是鸦片。
那个年代，鸦片在国际上已经是人人喊打的毒品了，但在广州湾，法国当局却给它开了绿灯。他们发现，只要把这玩意儿运进来，再偷偷销往中国内地，那利润可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翻。
为了把这生意做大，法国人还搞了个“竞标制”。
谁给的钱多，谁就能获得鸦片的“专卖权”。这操作简直绝了，政府坐庄，毒贩唱戏，把个好好的港口变成了远东最大的“大烟馆”。
有数据显示，从1901年到1910年，广州湾的鸦片承包价那是蹭蹭往上涨。最疯狂的时候，这里的鸦片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正常的货物贸易。
那时候的广州湾，表面上看着灯红酒绿，洋楼林立，实际上全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
海关的官员看着那一船船的“洋药”往内地运，恨得牙痒痒，但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除了在文件里骂两句“奸狡商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拱北海关的记录里写得明明白白：“在广州湾运售洋药，仍系奸狡商人。”
你看，为了那点利润，法国人连最后的脸皮都不要了。
除了鸦片，还有赌场。
法国人在广州湾开了大大小小的赌场，吸引周围的赌徒来这儿挥霍。那时候当地流传一句话：“进得去，出不来。”多少人家破人亡，就为了填满殖民者的钱袋子。
这种靠“黄赌毒”维持的虚假繁荣，就像是一个涂脂抹粉的僵尸，看着光鲜，里子早就烂透了。
04
日子就这么混着，法国人虽然没发大财，但也算勉强维持着这个摊子。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下子，局势全乱套了。但对于广州湾来说，却意外地迎来了一个畸形的“黄金时代”。
随着日军的推进，中国沿海的大城市一个个沦陷。上海没了，厦门没了，广州也没了。整个中国沿海，被日本人封锁得像个铁桶一样。
但这中间漏了一个气孔，那就是广州湾。
因为那时候法国还没跟日本彻底撕破脸，日本人为了不惹麻烦，暂时没动这个法租界。
一时间，广州湾成了中国通往海外的唯一通道。
大量的难民、商人和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向这里。
本来冷冷清清的赤坎和西营，突然间人满为患。香港的老板来了，广州的文人来了，内地的难民也来了。
那时候的广州湾，房价飞涨，学校爆满，连街边的馄饨摊都得排队。
这地方突然间就“火”了，但这种火，是建立在国家的苦难之上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很多热血青年来到了这里。
有个叫黄其江的年轻人，带着一帮不怕死的兄弟，在遂溪县搞起了“青年抗敌同志会”。他们在法国人的眼皮子底下宣传抗日，搞募捐，演话剧，把抗日的火种撒遍了雷州半岛。
法国人这时候的心态那是相当复杂。
一方面，他们在欧洲的老家被德国人揍得满地找牙，维希政府甚至都投降了；另一方面，他们在远东还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
对于这些抗日活动，法国当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他们心里也清楚，日本人要是真打过来，他们这帮人也没好果子吃。
当时在广州湾，甚至能买到毛主席的著作，能看到《新华日报》。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让广州湾成了一个奇怪的避风港。
05
怕什么来什么。
1943年2月，日本人不装了。
日军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共同防御”，直接把军队开进了广州湾。
这下好了，法国人彻底成了摆设。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总公使，现在只能缩在公署里，看着日本兵在自己的地盘上横行霸道。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被日本人集中管制起来，跟囚犯也没啥两样。
这事儿对法国人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个转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标志着法国对广州湾的统治，在法理上和实际上都已经破产了。你连自己的地盘都守不住，还有什么脸继续赖着？
再加上那时候法国维希政府投降了德国，成了轴心国的小弟，这在国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后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想挽回面子，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已经失去了话语权。
1945年，眼看日本就要完蛋了。
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虽然内部问题一大堆，但在收回主权这事儿上，脑子还是很清醒的。
蒋介石政府看准了一个机会：法国人想在战后重返印度支那（也就是现在的越南）。
那时候法国在越南的势力也被日本人端了，他们急需中国的支持，才能重新回到东南亚。
这就像是两个做生意的人谈判。法国人想回越南，手里没筹码，还得求着中国军队帮忙接收。
中国外交部直接甩出一张牌：想从这路过？行，咱们先聊聊广州湾的事儿。
06
谈判桌上的气氛，那是相当微妙。
法国代表戴立堂一开始还想耍滑头。他在谈判桌上磨磨唧唧，说什么：“我们要等其他国家都还了租借地，我们再考虑。”
这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英国人还没还香港呢，我也想再赖会儿。这如意算盘打得，隔着二里地都能听见响。
但这时候的中国代表没惯着他。
外交次长吴国桢把文件往桌上一拍，态度很明确：现在局势不同了。这地儿实际上已经被日本人占了，你们法国人早就失去控制权了。咱们现在签的是“收回”，不是“商量”。
而且，国民政府早就发了话：所有敌国在华的租借地，一律收回；同盟国的，也要谈判收回。
法国人这下没辙了。
他们如果不答应，中国军队就不支持他们回越南。为了保住越南那个大西瓜，法国人只能忍痛丢掉广州湾这粒芝麻。
就在日本投降的当口，1945年8月18日，协议终于签了。
那一刻，这一纸《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宣告了那份耻辱的《广州湾租借条约》彻底作废。
签字的那一瞬间，戴立堂的脸色估计比猪肝还难看。
但他必须得签，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07
1945年底，前广州湾总公使骆化带着一帮法国官员，开始撤离。
他们把那些带不走的大件家具、档案资料，一股脑地往船上搬。
12月11日，一艘英国军舰“加顿时”号停在了码头上。骆化一行人灰溜溜地登上了船，准备撤到越南西贡去。
他们走的时候，看着码头上飘扬的中国旗帜，心里估计五味杂陈。
经营了40多年，原本想当个“包租公”传给下一代，结果最后连个铺面都没保住，还落了个“经营不善、被迫退租”的名声。
到了1946年1月，中方正式接收了广州湾的行政权。
紧接着，这个地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湛江。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湛”是清澈、深远的意思，“江”代表着这里的海湾。这寓意着洗刷了过去的耻辱，这一湾碧水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一直到1947年5月，法国人把行政官官邸的地皮和最后一点不动产也交了出来。
至此，那个曾经充斥着鸦片味、说着法语、挂着三色旗的“广州湾”，彻底成为了历史教科书里的一个名词。
这事儿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弱国无外交，但你强起来了，别人不想给也得给。
法国人想赖那52年的账，可惜，他们算错了时代的账。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当初费尽心机抢来的，最后丢得比谁都快。
看着那一艘艘远去的法国军舰，岸上的老百姓估计都在想：
这就走了？不再坐会儿了？
哪怕再过50年，这地儿也永远是中国的。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殖民总公使骆化，站在甲板上回头望向西营的码头，海风吹得他衣角猎猎作响，也不知道他那一刻有没有后悔当年那些贪得无厌的决定。
这片海，终究是不认洋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