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莫，祖籍山西万荣，出生于陕西合阳，青年作家，诗翼阅读人文坊创始人，诗翼人文坊·方英文研究中心业余兼职主任，作品见于《光明日报》《上海文学》《星星》《黄河文学》《北京青年报》等等，著有《蓝花诗文集》等。现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事创意写作与翻译工作。曾经的诗人，现在的考古抒情随笔家、叙事文体（小说、戏剧人）与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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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14年杂志约稿未用稿
文学思潮
西部叙事意义及其它
——阅读来自土地的重金属
文/ 罕莫
存在着一种文学叙事或一种文学精神，这种文学叙事或文学精神言明文学史上由来已久的事实，即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以及尚未发生的事件中总有来自内部的激励促使我们内心世界渴望一种表达，与表达休戚相关的是这些事件内部的激励机制。美国批评家利昂·塞米利安在《现代小说美学》中认为“激励着作家的是现实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生活本身。当我们把小说视为表现艺术时，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一部真正的小说，就在于它所描绘的事件本身的意义”，但“一部优秀的小说，总是展现出比其本身所描绘的更为广阔的现实”。同时他指出文学的想象并不是盲目、恣意妄为的虚构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理解西部叙事意义及与之相应的叙事精神便成为一种可能。
一、两种叙事策略的对话
人在理解世界的同时也在寻找自我存在的家园。这样，人便可以命名自己的处所并得以归属、栖居。从归属到栖居的经验中凸显两种处所，即乡村和都市。以乡村和都市为现实之根基建立两种叙事图景。与之关联的生活行为、历史记忆、道德伦理、情感心理全部浮出水面，“这样一种世界关联，既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又包含着人与非人的存在者的关联，以及人与自身的关联”（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便得以建立。关联的经纬召唤这群草根群体背后的底层生活经验，他们所表达的经验事实远比他们在表达这些事实中的技巧更为重要。
当代著名批评家李建军在《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一文中指出“朴实但不苍白，朴素却又内蕴撄动人心的力量，乃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也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这与他在《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中对西部小说家提出的批评建议一脉相承。作为西部叙事群体砥柱中流的力量，宁夏草根作家群体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也最能洞察社会的现实性。因此，宁夏草根作家群体在叙事策略上更多的倾向与他们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人物、事件，他们将切身真实的生活经验、自我感受与生命意识延续的历史情绪混和生成的内在渴望作为重点来把握。
乡村和都市作为最能表现他们生存的原始处所，所有关于生命挣扎的痕迹、呼喊、记忆、经验和苦痛全都凝结储存于此。宁夏草根作家将视角投向与自身生存处境一致的弱势群体，最真实、最完整的展示着新时期乡土中国记忆深处的完整图景。在以乡村为叙事中心或以都市为叙事中心的西部叙事模式下，我们看到一些“刚健、清新的风格写作”，他们“道德态度和文学趣味上的积极和健康，敢于直面苦难和不幸的写作勇气，以及关注弱者及底层人的人道情怀，使这些年轻作家的写作成为一种在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平衡力量。”（李建军《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
与他们文学世界截然相反的一些“伪西部叙事”中则常常充斥着人性的贪婪、虚无、病态、狡诈与凶险，他们试图延续后现代性语境中那些颓废的景观和炽热喧哗的欲望话语热浪。企图以低俗、谄媚、血腥、暴力、色情等为标价倾向商业市场机制的抉择，以消极的写作方式窥视着大众蠢蠢欲动的欲望。他们让文学成为一种精神的病毒并且持续性蔓延。这种“伪西部叙事”颠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实践无疑于“把一把剑交到孩子手中一样危险”（博尔赫斯）。而此次宁夏草根文学专辑中我却感受了乡土文学先驱身上某些品质的传承与延续。他们笔下的文学世界再次有了我们先驱笔下的温润，有了沈从文先生的那座希腊人性的小庙，有了人对土地信仰的传统观念与历史情怀。
二、两种经验碰撞的“呈现”
英国作家切斯特顿在《回到正统》中指出“彻底世俗的人从不真正认识世界，只能靠几条不正确的行为准则而活。”彻底的世俗从某种意义上决了人与世界的谄媚关系，而不是紧张抑或警惕。因此，彻底世俗意味着一种死亡。这才也有了诗人布罗茨基在立陶宛诗人托马斯·温茨洛瓦《冬日的交谈》序中指出的事实，即“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替代现实的一种尝试，这种替代现实拥有各种即便不能被完全理解、亦能被充分想象的完美征兆。
”宁夏草根文学作家群作为西部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他们的介入对宁夏文学乃至整个西部文学都注入了一股鲜活的力量。随着这个创作群体的崛起、扩大，势必得到更多外界特别是学界的关注、追踪与研究。这一次我们再次重回文学的发现，即“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发现”（杨辉《文章均得江山助》）。在这群新势力作家群的笔下，我们发现的是人回归泥土的形象，从石也的《煮命》、保剑君的《鸽子》、袁志学的《沐浴》、王兴国的《三颗心的黎明》、杨秀琴的《养老金》、王玉玺的《失踪》、彦妮的《光阴》、以及王秀玲的《春雪的声音》中，我们可以听到来自来自泥土、来自大地的声音，那些人物扎根在泥土的苍凉底色、以及生生不息的生命。在建构起来的乡土中国图景的谱系中，我们清晰发现了原来有那么一张网关于政治、关于道德、关于血缘、关于地域、关于秩序、关于家族、关于个体。在这张网中我们再次也发现了一个关于国的本质，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在开篇中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乡土”像“过去”消隐于某处，正如普鲁斯特所说“过去是在某个理智所不能企及的地方，并且是丝毫不差地在一些物体中(或在这些物体引起的感觉中)显现出来的，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些物体。”（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但当“我们在时间柔软的边际，驰聘我们的话语，犹如风筝”（非洲诗人S·迪波科）时，一切关于乡土的记忆都朝着一个方向汇集，即回忆。按照亚里士多德“回忆是过去的一部分”的说法，我们在回忆中得以返回过去的场景。因此，在回忆中我们有一种对于过去的判断和认识，即我们重新理解过去那些世俗经验，重新对它展开一场虚构、重组，重新在现在的时间中弥合、修复过去与现在的断裂缝隙，从而保持一种完整与丰富，使过去那些否定性记忆与忧伤得到现在肯定性的补偿。
此次宁夏草根文学专辑中诗歌和随笔有部分传导出乡村叙事，有部分传导出都市叙事，甚至两者含混于叙事文本。都市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性符号，消解和抵触来自乡土的符号与气息。乡土底层那些谱系被瓦解、被破坏、被粉碎，逐渐从现实开始走向回忆，走向虚构，走向盲目。他们在都市找不到乡土的味道和记忆，找不到蛛丝马迹可供寻觅遗忘的经验。
非洲诗人S·迪波科在诗歌《明天的节奏已经响起》中写到“虽然，我们会消失，如同风穿过/对峙的巢窠。/我们一定会回来，/就像鸟儿来来往往”，人从一种处所迁徙到另一种处所改变的事实，让我们对于迁徙后再次像鸟一样往返过去提出质疑。一种经验建立、另一种经验逐渐被抹去直到成为空白；一种经验愈来愈真实，相反另一种经验越来越虚无。因此，对于一些作家比如莫言、贾平凹、路遥等每年总会固定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写作数月甚至一年半载。他们重新回去在于重新召唤乡土记忆的真实性，在于重新确认、修订那些被都市记忆和经验遮蔽的乡土记忆。因此，这对那些从乡村进入都市的创作群体而言无疑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三、西部叙事的诗学“意义”
西部叙事，到底何为西部叙事呢？这里我借用当代著名批评家李建军的话来概括，即那些表达内容上“朴实但不苍白，朴素却又内蕴撄动人心的力量”，写作风格上“刚健、清新”，思想精神层面上“道德态度和文学趣味积极、健康，敢于直面苦难和不幸，以及关注弱者及底层人的人道情怀”的西部文学。因此，西部叙事延续着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乡土文学先辈们开拓的文学领域，继续执著于对乡村中国的探索与追问。
在新时期整个西部社会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地域背景框架下，整合先辈遗留的文学遗产资源经验，结合具体语境下的自我内在经验和外在经验将会成为西部叙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乡土文学的传统谱系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性。我们的草根文学创作群体特别是此次宁夏草根文学的作者必须具有强烈的传统意识去梳理、认识、理解我们延续的谱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准确的意识到自身在传统巨大谱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这个谱系延伸到何处等历史目标问题，才能够头脑清晰的去表达、去参与到当下和未来的文学竞争活动。诚如海德格尔所言“惟当我们能够栖居，我们才能筑造”，所以栖居于伟大的传统谱系才能筑造属于未来的诗意。否则，我们只会成为荷尔德林所谓的“标志”，在文学谱系之外的异乡失去言语。
西部叙事和传统有一种友好的联系，它延续着五四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文学传统，试图从延续中寻找自我归宗认祖的渴望，承担传统谱系持续发展的历史重负与使命。它在清晰中辨识自我应处的历史阶段和准备承担的书写命题，它以道德为馈赠礼物给予土地，它以恢复人对土地的信仰观念为期待视域，为我们时代枯竭的心灵与贫穷的经验寻找重生的希翼。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就是加缪称谓的“泥土的偶像”，他们就是来自大地的重金属，从碰撞的疼痛中发出文字、时间、道德、生命、声音、色彩。他们的文学创造为我们提供了新时期乡土中国叙事图景的原生态范式，那些具有史学的叙事精神是值得我们研究、追踪、寻觅、思考。因此，从长期来考量西部叙事的意义是学界不容忽视的一个文学课题。
银 川
2014年11月
本文选自：本文系诗翼阅读工作室原创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