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出生于1955年，1978年3月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分配到吴川县对外经委工作。1983年开始创作，发表文学、曲艺、新闻、文史作品800万字，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曲艺家协会。2015年在吴川市文联退休。2017年分别被聘为湛江市和吴川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
原题
县委大院的童年
作者：黎劲风
广东吴川县委大院（后来的吴川县委县政府大院、吴川市委市政府大院）是吴川政治经济中心。1963年3月31日，母亲带着未满8岁的我和妹妹、弟弟，乘车离开生活了六七年的广东阳江县城，来到170多公里外的吴川县城，与在吴川县委农村部工作的父亲团聚。由于弟弟未满周岁，年过半百的保姆（被称为阿姨）也一同来到了吴川。从那天起至1966年夏天，全家在吴川县委大院居住了3年多。
01
当年的县委大院绿树成荫，绿草茵茵，花果飘香，四季常春，风景独好。大院內有两栋两三层的办公楼。一栋是50年代建的，叫旧楼；另一栋是60年代初建的，叫新楼。办公楼正面是一个面积数十万平米的大水塘，叫“大塘”。新楼左边是一个面积数千平米的小水塘。大院内建有许多低矮的平房，作办公室和宿舍。还建有食堂和猪舍。大院的后院毗邻菜园村、坡心岭村民居。从后门走出大院，可以看见连片的菜地，绿油油的一片。
分配给我家居住的是在新楼后面、毗邻猪舍的两间1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里面的房子摆放两张木板床，外面的房子放杂物、当饭厅，靠门处放着一个炉子，用来生火做饭。尽管大院有食堂，但是为了节约开支，我家和多数人家一样，在家里做饭。
母亲工作单位是吴川县中医院，在留医部当护士。中医院留医部院址是现在的隔塘庙，距离县委大院仅仅几百米。留医部有厨房，有时候母亲也在那里煮饭给我们吃。
吴川县城梅菉是沿海城镇。初来乍到，家人还闹出了一些笑话。如母亲去市场买菜，买海蜇挑厚厚的买，炒海蜇时还加盐。几年后，阳春亲戚来我家探亲时到海边玩，还千辛万苦抬回一个大海蜇。
1年后，保姆阿姨由于要带孙子离开了我家。我家先后两次找了当地女青年当保姆，但时间都不长。弟弟3岁时，家里就不再请保姆。我和妹妹、弟弟也从来没去幼儿园。
由于父亲长年下乡，母亲经常要上夜班，没早餐吃是常态。家里也常常是“铁将军”把门。有一次中午放学回家，我开不了门，也吃不上饭，生气的用脚不停踢门。结果门没踢开，反而从里面反扣上了。等到母亲回家，门也开不了。直到傍晚请人把窗柱弄开，从窗口钻进去，才把家门打开。
吴川县城的人大多数说方言“梅菉话”。我很快也会听会说。但在县委大院的家里，我和家人还说阳江话。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用阳江话呼唤妹妹回家吃饭。至今，我依然会用阳江话说：“亚妹，回来吃饭。”
县委大院家庭都没有卫生间，许多家庭连厨房也没有，小孩子都是随地小便。8岁那年，我小便时不小心淋到了火灰，小鸡鸡又肿又痛。幸亏保姆阿姨拿来吹火筒，一口气给我吹了好几下，转眼间，我的小鸡鸡就消肿了，也不痛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神奇。假如保姆不会处理，我肯定要急着去看医生了。几十年间，街头巷尾每当有人争论什么为“大”时，准会有人说“屙尿淋到火就大”！近年，网络上还一直出现“‘生火鸠’睇医生”的爆笑视频。
1965年，母亲的妹妹美姨从香港来我家探亲。家中没有卫生间自然不便。傍晚，她等我们全家出门时在门边的角落洗澡。我走出家门几步，又拿着手中的“小飞机”推开家门，却看见脱光衣服的美姨正站在门角落准备洗澡，令她好不尴尬。
当年，如果天气不是十分寒冷，一些大人常常带着小孩到“大塘”游泳或洗澡。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到“大塘”洗澡。身前身后，大人小孩不少，其中1个相识的小男孩在家人陪同下也来洗澡，就在我旁边。不知什么原因，突然他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再找到他时，他早已失去了生命，给家人留下了无尽的悲伤。
尽管“大塘”几乎每年都淹死人，然而，去那游泳洗澡的大人小孩并没因之而减少。
02
我家门前是一片几百平米的开阔地，稀稀疏疏的种有十几棵大树。我家在屋前开垦了几平米的空地，用来种菜。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在空地上种了十几棵向日葵，每天浇水，享受着种植的乐趣，盼望着向日葵快快长高，开花结果。
经过漫长的等待，向日葵长到了1米多高，终于开花了。时光一天天过去，向日葵圆圆的花盆变得越来越大。不料，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发现一棵棵向日葵居然被横腰截断。我又伤心又生气，连课都不去上了。直到老师（到吴川后，我转学到吴川县梅菉镇“五年制”的实验小学继续完成小学学业）走进大院家访，经过老师劝说我才重新回到学校。
从我家出门往右，有两条小路，其中一条红砖小路，1米多宽，通往新楼和团委等部门的办公室及几排宿舍；一条窄窄的泥路，通往县委食堂。泥路旁，有1间小得不能再小的低矮小屋，挂着“图书室”的牌子，里面摆放着十几本小人书。小人书好像一直没更新，每一本小人书我都看了不知多少遍。印象至深的有《人民公敌蒋介石》《宝葫芦的秘密》《战争狂人的下场》。
从我家出门往左，是一条贯通大院的小路。路边离我家不远，就是小水塘，塘边有一口水井，还有一个公共厕所。沿着小路往前走七八十米再左转，就走出大院；往后走七八十米，就走进后院宿舍区，大多数人家居住在那里。后院宿舍区毗邻如今的中心幼儿园。当年，那里是解放军部队营房，驻守着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小伙伴们经常随意进入部队营房，解放军战士待我们十分友好。有一天，战士们在草地上训练，还让我摆弄了一下步枪。战士还义务给小伙伴们理发。有一天，一名战士给我理发，也许是他手艺不精，我的头发被他理的有点难看。上学时，班主任欧老师又给我的头发作了一番修剪。
每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清晰地听到部队营房的喇叭声准时响起。我时常在喇叭声中爬起床，没有早餐吃（记忆中，县委食堂的早餐没吃上几回），连水也不喝一口，就独自走路去上学。
当年，我家旁边的小水塘不时出现小虾“浮头”现象（通常由于水体溶解氧严重不足造成，导致鱼虾大量死亡），吴川人称之为“发虾王”。每次“发虾王”，我和小伙伴还有大人争相去打捞。有的人家一时吃不完，还拿一些来晒干。晒的时候，还有小伙伴去偷吃。
那时，我以为“大塘”的鱼是可以随便钓的。有一天，我拿着小凳子和一只脸盆，在“大塘”边钓鱼。一会功夫，就钓上了几条鱼，其中一条是塘虱鱼，几条是非洲鲫鱼。后来，我看到有的小伙伴晚上偷偷去“大塘”钓鱼，我才知道，“大塘”的鱼是养殖的，是不能随便钓的。以后，我也没再去钓鱼。
县委食堂旁边种着几棵杨桃树，每年都结满果实。小伙伴们经常“望桃止渴”。遇上刮台风，会有杨桃掉下，我捷足先登捡过几次，有时候顶风冒雨也在所不辞。有一天晚上，我在夜幕中爬上最靠近食堂的那棵杨桃树，想摘几个杨桃解馋。我刚爬上树，就看见几个干部拿着手电筒也来摘杨桃，把我吓得不轻。他们径直走进我爬上的这棵树下，用手电筒四处照了照。可能是看到树上结的杨桃不多，就一同朝十几米外的另一棵杨桃树走去。十几分钟后，他们摘了一些杨桃后就离开了。我赶紧摘了几个杨桃，心有余悸地回了家。此后再也不敢去摘杨桃了。
当年很少有机会看电影。如果有大人领着，小孩子是可以免票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有一天下午，我在电影院附近遇见一个县委干部，他把我带进了电影院，看的电影是故事片《智擒眼镜蛇》。有一天晚上，父母带我去看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在电影院2楼看的（大概是在1966年梅菉电影院加层，首次有了楼座）。看电影名，我猜这个电影是唱歌的，估计不好看，但还是进去看了。一边看，我一边后悔。
03
县委大院内有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监察委员会、农村部及团委等十来个部门，几十号人，连自行车也不多见。从县委书记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不时接触到县委书记符在泽，县委副书记、县长张洪斌，县委副书记何珍，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高合山，副县长解振玉，宣传部长李毅等领导，以及监察委员会林广，农村部杨世积，团委陈全忠、阮兰英，县委办公室吴中英等工作人员，觉得他们个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因谐音或方言，解振玉副县长被称之为“解裤”县长，杨世积被称之为“羊细只”，大家也只是一笑置之。
县委宣传部、农村部等部门的办公室在新楼，新楼离我家只有30米。父亲工作的县委农村部，离我家最近。我经常到办公室看报纸。有的字不认识，也不问人。如《文汇报》报头，是繁体字，我读成“文匪报”。也没人给我更正。
在农村部，我极少见到父亲。他经常下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4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他被抽去阳江县搞“四清”，一去就是两年多。
“四清”运动结束时，县委请参加“四清”的同志聚餐。我也跟着父亲去。出了县委大院后门，走小路很快就到了聚餐地点——县人委招待所，就是后来的县委县政府招待所。记得我连凳子也没得坐，一直站着，吃了什么，也记不得了。
“四清”运动结束后，父亲难得在家里住了两三天。他和我下了10盘中国象棋，我只赢了一盘、平了一盘。此后，我的棋艺长进了，在县委大院赢了很多大人。有一次，我和一个干部下棋。眼看着他就要输了，他就说不下了。我坚持要他下完。看着他要走，我眼泪都流了。幸亏女同志吴中英替我打抱不平，我最终赢了这盘棋。
阮兰英堪称县委大院“院花”。1966年元旦她燕尔新婚，晚上在新郎工作单位县公安局小院举行婚礼。县公安局离县委大院不远，阮兰英特意邀请了县委大院的小伙伴们参加她的婚礼。婚礼现场，新郎新娘的同事，加上小孩子，一共来了几十人，十分喜庆、热闹。桌面上摆满了喜糖、饼干，婚礼中有新郎新娘同吃一只苹果等温馨场面。我和小伙伴们又吃又拿，十分开心。
回到县委大院，将近9点。值班室还亮着灯，几个交通员在打扑克。我进屋后被邀请参与其中。我们打的是争上游，6个人打，每人9张牌。我拿到这么一副牌：四个小4，外加小顺56789。我先出牌。我首先出四个小4，我猜不会有人跟牌，接着就出小顺56789。没料到这样打是不行的。无奈，我只好出4个小4加1个5，再出小6。手中剩下789三张牌，自然落败。其实，这副牌应该先出三个4。如果没人跟，再出小顺45678，剩下一个9。当晚，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牌，几个交通员也分享了我带回的喜糖及婚礼的喜庆。
有一天，几位领导拿着一支手枪，在现在的一号楼前面的空地里试枪，很多小伙伴都围着观看。领导先后打了两发子弹，但只找回了一个子弹壳。大家围着草地找了许久都找不到另一个子弹壳。第二天我独自去仔细找了一遍，终于找到了，原来被踩进了泥里。
1966年前后，县委大院内外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吴川县志（大事记）》分别记载：1964年，全县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1966年，开展大学毛泽东著作运动；全县有64000人能背诵“毛著”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
县委大院也大张旗鼓地组织开展学毛泽东著作运动。县团委“从娃娃抓起”，陈全忠、阮兰英等参与组织，于1966年带领数十名干部子女，步行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覃巴公社（今吴川市覃巴镇）学习毛著。记得走到接近终点的地方，小伙伴们都看见光秃秃的坡上有很多“雷公屎”（陨石），有的小伙伴还捡了起来。我们在覃巴公社一个村庄（或是覃文村）住了两三天，期间还安排了“忆苦餐”、晚会等活动内容。在“忆苦餐”活动即将进入“吃”的环节，我去了一趟厕所，从而没把“忆苦餐”吃进肚子，避开了这次忆苦教育。这次学毛著活动，当地树起一个5岁小孩作典型，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晚会有一个快板节目介绍这小孩学毛著的事迹，后来我只记得快板的开头两句：覃巴大队覃文村，5岁小孩叶亚林......
那时候普通人家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去哪里都要靠走路。有一天，我在解放路运动场门前路段遇见一位交通员，我请求他载我回县委大院。他放慢车速，示意我走到车的右边，他也不停车，就用右手提着我坐在车的横梁上，很快就把我载到了县委大院。
交通班几位交通员后来大多数走上领导岗位。如杨日在交通班时间最长，上世纪80年代当上行政科副科长、科长，后来调任物价局副局长。曾经用自行车载过我的那位身手不凡的交通员，后来到了商业部门当领导。
当年县委食堂两名炊事员被称为“大黄”“小王”。其中“小王”走出大院后走上领导岗位。
“院花”阮兰英后来当选吴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04
县委大院家庭一般有两三个孩子，乃至四五个孩子，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多。不少家庭是一个男孩、多个女孩。由于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多，少量作业基本在课堂上完成，放学后，大院的小伙伴们常常在一起玩耍。
受父辈言传身教影响，大院的小伙伴们性情温和，很少打架，更没有出现欺凌现象。男孩子中，年纪最大的是县委副书记何珍（大约在1965年调来吴川工作）的儿子，他出生于农村土改时期，叫何改。他有几个妹妹，其中一个叫何集，是农村集体化时期出生的，她到吴川后也转学到实验小学，和我同班两年。何改全家住在县委食堂附近2间平房，小伙伴们常常到他家玩。有几次，我看见何改在家里用破乒乓球和香烟的包装锡纸做成“火箭”，然后点燃“火箭”尾部，一次次让“火箭”升空。我回家后也学着做成“火箭”，也成功地让“火箭”升空。
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大哥哥何改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因病英年早逝。当年《湛江日报》头版还刊登一篇文章，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
县委书记符在泽有1个儿子多个女儿，儿子叫小明，比我小两岁。县委副书记张洪斌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张小鸽年长我一二岁，小儿子张小弟和我同龄或小一岁。我和小明、小鸽、小弟等八九个年纪相近的男孩时常在一起玩。我们玩得最多的是一种叫“打游击”的游戏。游戏时，我们几人分成两方，通常我和小鸽、小明为一方，小弟等四五人为另一方，先把对方全部“俘虏”的一方为获胜方。
当年，把赌博当做乐趣的小孩子不在少数，而拿来赌博的物品几乎都不值钱。如“打玻珠”（打小玻璃球）是当年孩子们最常见的赌博游戏。大院的小伙伴常常在一起“打玻珠”赌博。有一次，我和张小弟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打玻珠”。一会功夫，我把他的几个小玻璃球全部赢下了。
小伙伴们还玩一种叫跳房子的游戏，有时候男孩子还和女孩子一起玩，饶有乐趣。跳房子作为一种益智健体类娱乐游戏，后来被编入《百度百科》称：跳房子，也叫跳飞机或者跳格子，是一种世界性儿童游戏，也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体育游戏之一，趣味性、娱乐性极强，曾深受广大儿童喜爱，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相当普遍。如今网络上还有老年人玩跳房子游戏的视频，甚至有教你玩跳房子游戏的视频。
在大院，小伙伴们也常常打“争上游”，还打“八变”“十三张”“十点半”乃至“百分”“升级”等扑克牌游戏。十几年后，我才与最高级的扑克牌游戏——桥牌相见恨晚，约定相伴终生。
记忆中我从未和小伙伴下过中国象棋。有的小伙伴下军棋，更多的小伙伴下斗兽棋、飞行棋等容易入门的棋。军棋、斗兽棋、飞行棋，我一学就会，常常和小伙伴一决高下。30多年后，我才学会比中国象棋更加高级的国际象棋。
当年大院内有一个小亭子，在新楼与旧楼中间。小伙伴们常常在小亭子下棋、打扑克牌。
居住在县委大院能记住姓名的男孩子还有解勤（父亲解振玉）、李靖邦（父亲李毅）、宋建华（父亲宋培深）、李可映（父亲李明）。女孩子还有符小兰（父亲符在泽），何克、何莹（父亲何珍），高美兰、高美珍（父亲高合山），李捷斌、李捷君（父亲李毅）。
高美珍后改名红卫，1971年成为我高中同班同学。她告诉我：当年她亲耳听父亲部下林广（后来官至吴川县委组织部长）说，我仅用几小时就看完长篇小说《红岩》，并复述出主要内容。
记忆中，当年的县委大院门易进，不在大院居住的干部子女，乃至周边的农家子女，可以随意进出，大家和谐相处，乐也融融。
县委大院有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饭堂里。小伙伴们经常随意去打乒乓球。周边的小孩子也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不在大院居住、和我同龄的李旭（父亲李应超，当年任县农业局局长、副县长等职务，20年后成为我的岳父）也到县委大院打过几次乒乓球，小小年纪他就球艺出众，几乎没有对手。后来他成为吴川乒乓球冠军，还在深圳等地当教练。
在县委大院，我还认识不在大院居住的干部子弟宾毅成（后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领导职务）、汤颖(吴川知青纪念活动组织者)。
毗邻大院的菜园村、坡心岭村不少小孩子也经常进大院和我们一起玩，大家和谐相处。铁牛是我上学前的名字，人们叫我牛仔，小伙伴中还有人叫我牛司令。如今，我到了古稀之年，居然还有人叫我牛仔、牛司令。其中坡心岭村一位同龄人经常在街头遇见我，他都称呼我牛司令。一位几十年没谋面的同龄人，于今年年初与我在街头邂逅，他居然还认出我是当年的牛司令。
05
父亲在县委农村部负责农村会计辅导工作。后来，这项工作移交到吴川县人民银行，父亲于1966年初调到县人民银行工作。
从县委大院到县人民银行，要走约3里路。发现县人民银行也有一个小图书馆、有许多长篇小说放在馆内供阅读和借阅后，我成了那儿的常客。每次我都看上二三小时，离开时再借两本书回家看。后来，也许是文化大革命的波及，图书馆突然被关闭了。我最后借的两本小说，其中一本是《粮食采购队》，我去了两次都找不到人还书。这两本书便长时间留在我家中。
1966年夏天，吴川县中医院留医部大楼及宿舍楼建成。为方便在中医院留医部工作的母亲，全家搬进了中医院宿舍楼，全家5口住进1间10多平米的小房间。
06
上世纪60年代头几年，县委大院像一个宁静的港湾，小伙伴们的童年也充满了乐趣。我全家搬离县委大院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随即刮进吴川，刮进县委大院。此后几年，县委大院不再宁静。
据《吴川县志》记载——
1966年12月18日，中共吴川县委在梅菉电影院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符在泽在会上宣布：本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1月25日，“革命造反派”分别向县委、县人委夺权。
1967年5月4日，一些学生到县委机关门前静坐，进行“绝食斗争”，时间持续36天。
此后几年，我极少重返县委大院。
1969年4月的一天下午，竟然从县委大院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
党的“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1969年4月的一天上午，吴川各界在运动场（今大富广场）集会欢庆中共“九大”胜利召开，会场内外载歌载舞、鞭炮齐鸣，成了欢乐的大海洋。已失学将近3年的我也到喜庆的会场凑热闹，循着鞭炮响声，争捡未爆炸的散落鞭炮。在运动场正门附近，我遇见了将近3年未见的符小明，他已长高了许多，活脱脱一个人见人爱的英俊少年。万万没想到，这次相见，竟成永别！
高红卫那天正好在事发现场。多年后她回忆说：当天下午，一辆汽车缓缓地驶入县委大院，小明和几个玩伴一起学着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爬车情节，争相爬上行驶中的汽车。小明爬车之际，不料汽车突然刹车，令他一头撞上了车上的铁架，重重地摔了下来……此时，小明的“走资派”父亲还在“牛棚”里处于被监护状态。事故发生后，他被两个民兵押着和躺在地上的小明作最后道别，他悲怆地喊着：小明啊……刹那间，老泪纵横，场面惨不忍睹！
07
转眼间，我搬离吴川县委大院已经将近60年。尽管后来我又搬了几次家，我的家离大院也越来越远，我的工作、生活却和大院密不可分。
60年间，我仅仅在读大学时离开吴川县4年。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本来有机会离开吴川，乃至到首都北京工作。然而，最终我还是被分配回到了吴川，工作单位就在县委县政府大院。
1989年，经过组织程序及吴川县文代会选举，我当选吴川县文联专职副主席，走上领导岗位。工作地点，还是在县委县政府大院。
后来，文联搬出了县委县政府大院，文联办公楼与县委县政府大院隔江（塘）相望。10年后，我在吴川市文联“江郎才尽”，被借到吴川报社、吴川新闻中心工作，重新回到了撤县设市后的市委市政府大院。
2005年10月，我再次走出市委市政府大院，跳槽到了吴川市广播电视局工作。
年末，吴川市委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我被抽去先进性教育运动办公室工作，再度走进市委市政府大院。
2007年至2013年，我连续被市纪委抽去参加政风行风评议工作，时常进出市委市政府大院。
2015年我步入花甲之年。退休后，我进了吴川市老干部协会领导班子。每年，我都走进市委市政府大院，参加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离退休干部工作情况通报会，近距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老干部的关心和爱护。
08
今年11月7日上午，我再次来到吴川市委市政府大院门前。我把养了一年多的两只小乌龟，带到“大塘”边上放生。
眨眼间，个头大一点的小乌龟就躲进了石丛里；而个头小的小乌龟却久久留在岸边，无所适从。
我站在门前，追寻着童年的足迹。在我眼里，大院风景依然独好。新楼旁边的小水塘变得更美丽了，还养有黑天鹅；大院正面的“大塘”也美丽如故，水面却减少了一半。
岁月变迁。作为普通百姓，或者退休干部，如今要步入吴川市委市政府大院，却不再容易。
文章转自：第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