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晚11点50分，士林官邸的走廊灯光忽明忽暗，值班军医冲进卧室，摸脉、按胸、接电极，折腾了三个多小时，监护仪上的曲线终究没再爬起。宋美龄望着丈夫渐冷的脸色，只说了一句：“到此为止吧。”医护人员放下手，房间里鸦雀无声。蒋介石没留下只言片语，人已去，身后事却才刚开始。
顺着时间往回翻，人们才知这一天并非意外。1969年9月16日那场追尾事故，像一把暗箭，悄悄改变了蒋介石的下半生。他的专车正要驶回阳明山官邸，刚点火的汽车与一辆少将座车在狭窄坡道上对冲。前车急刹，后车猛踏油门，车队乱作一团。司机事后回忆：“只听哐啷一声，委员长和夫人像被抛起来，又一起落下。”宋美龄惊叫，蒋介石咬牙撑住，但他的主动脉瓣膜却在那一瞬间受了内伤。
车祸没夺命，却带来慢性折磨。两个月后，荣民总医院拍片，医生低声商议：“瓣膜撕裂，不妙。”蒋介石年近八旬，身体早已无余裕。1972年，他干脆搬到阳明山独居，除了贴身侍从，旁人难得一见。他的日记里满是“胸憋、气短”“不堪言”，偶尔涂改几句，对世事再无往昔锐气。更糟糕的是，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台海局面骤变，让他心力交瘁。
同年冬，他的孙子蒋孝勇大婚。台北街头流言四起，说蒋介石已病危甚至身亡。《华盛顿邮报》更是口风尖刻。为了平息风声，宋美龄将病房装点成“温馨客厅”，让老人穿好长衫、戴上礼帽，端坐椅中。蒋孝勇与新娘进门奉茶，老摄影师按下快门，次日各大报纸头条都是“委员长精神矍铄”。可只有在场人知道，那只搭在扶手上的右手，其实被透明胶带缠得严严实实，不然抖动得决堤般停不住。
1973年，他在一次高烧后彻底失去写日记的力气。医疗小组轮番守夜，心电监护仪成了最刺耳的节拍器。即便如此，蒋介石依旧执念深种——“要活着回奉化”。他对副官轻声说过一句：“等我回家，再看溪口的竹林。”此话最终成了无人证实的过场对白，却足以说明他的心结。
弥留之际，蒋介石忽然想到母亲王采玉。王采玉的灵柩当年下葬时，他特意让人在里外套了七层衣裤，以求“温暖往生”。那一套做派深深烙在他心里。于是，1975年4月9日，换到中山楼移灵前，蒋经国遵父遗意，命人给老人依样画葫芦：七条棉裤、七件中衣，再罩青缎长袍与玄色马褂。外行惊诧不已，内行却知那是奉化人“穿暖入土”的老讲究。
真正的难题是：葬在何处？蒋介石说得明白，“落叶归根”，要与母亲合葬溪口水碓山。而1949年匆匆一败，他已无力东返。台北方面提出的办法叫“浮厝”——先把棺木搁在慈湖别馆，离地三尺，用青砖垫高，相当于临时寄存。看似暂时，却一搁就是48年，不下葬、不启棺，外人猜测纷纭。
有人怀疑“七条裤子”是防枪击，免暗杀者“补刀”；有人说是透气保湿，避免遗体风干；更有人臆测蒋家怕仇人掘墓泄愤。宋美龄在纽约晚年被问到此事，才淡淡回了一句：“这是江南母亲给孩子的衣裳。”真假难辨，但“母子同穴”四字的确打动了她。
慈湖山清水秀，远望似奉化剡溪畔的柔坡，蒋介石生前常来垂钓，对这里一往情深。1959年尚健时，他就在此修筑行馆，并留下一纸命令：倘有不测，先停灵于此。那一年，他72岁，还自信“休养几年就能反攻”。结果大势所趋，未及东山再起，便在病榻上画上休止符。
时间推到1988年，蒋经国也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叮嘱幕僚：“不要和先人分离，他在慈湖，我也去。”于是，两个棺椁隔湖相望，父子再聚，却都未能回到浙江的青山下。岛内有人提议就地安葬，也有人打出“叶落归根”的情感牌，然而尴尬的政治现实让一切搁浅。
1995年，海峡交流开始松动，奉化老宅的门板重新油漆，葫芦田里的竹林更葱茏。当地政府早早腾出墓地，只等那两口铜棺归去。2004年，台湾民意机构又讨论“迁陵案”，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最终无疾而终。毕竟，移灵不仅是后事安排，更牵动着“国是”与“民心”，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掀起涟漪。
说到底，蒋介石遗体迟迟不葬，绕不开三个关键词：孝、面子、政治。孝，让他坚持母子合葬；面子，促成了七层裤七层衣以及一系列高规格葬仪；政治，则把家国归宿悬在半空。慈湖的岗楼每日升降青天白日旗，卫兵交接如常，可一切只剩仪式感。游客在松柏之间驻足，拍照、议论，然后散去，仿佛那口棺静静等待的，并非回乡，而是历史的最终评判。
如今，慈湖石阶已被步履磨得锃亮，守灵士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当樱花开谢，湖面漂来阵阵清香，却没有人为此作长篇抒情。山风吹过的夜里，空旷的行馆仍有灯火，那是专为守灵人点起的长明灯，也是48年徘徊未息的执念。蒋氏父子的灵柩何日启程，无人能给准确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七条棉裤仍包裹着那具身躯，静待未来的开棺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