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深秋，北京城已添寒意。钓鱼台二号楼里，一场并不起眼的采访刚刚开始。被采访者是七十七岁的丁玲，头发花白，声音依旧干脆。来自西德的记者克劳斯掏出本子，开门见山：“丁女士，您怎样评价毛泽东？”屋内顿时安静，直到茶杯盖轻轻碰响。丁玲抬头，缓缓吐出一句话：“没有他，就没有最后的胜利；对我个人，他护过几次，大恩不敢忘。”话音落地，周围几位翻译对视，忍不住暗暗点头——这番回应平实却透出情义，恰到好处。
不少旁听者或许只当成一句客套，但要读懂这回答，得把时间拨回四十多年前。1936年11月3日傍晚，延安的灯光并不亮，中央招待所却热闹得很。秘密抵达陕北的丁玲第一次走进这座窑洞，一身灰呢大衣沾着尘土，眼睛却亮。她刚落座，周恩来递过一碗热汤，低声笑道：“长途跋涉，先暖暖胃。”几分钟后，一个高大的身影进门，同行者轻声提示：“主席来了。”这一瞬，她紧张得险些把碗碰翻。
毛泽东伸手同她相握，动作不疾不徐：“听说你一路颠簸，辛苦了。你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瑞金就读过，挺锋利。”他并未多谈政治，而是直接提到文学。丁玲鼻子一酸，三年被囚的阴影仿佛被窑洞里煤油灯烘干。当晚长谈到凌晨，她提出想上前线。毛泽东点头：“文人也能扛枪，动笔也能打仗。试试？”
正因为这句话，1937年春，她挂上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的肩章。训练场泥水没过脚面，她一边操练一边写稿。毛泽东偶尔路过会喊一句：“别停笔，战士们爱看。”有意思的是，炊事班长最喜欢读她编的三句半，朗朗上口，比大部头通透得多。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山西广阳集打了一场硬仗，彭德怀总结会议上摆出缴获武器，顺手扬了扬一张油渍斑斑的纸：“丁玲写的《前线小唱》，士气顶用。”
然而掌声背后也有质疑。1942年三月，她写《三八节有感》，揭露部分机关里“夫人舞会”现象，很快惹来一阵子炮火。批评会上，几名干部话锋生硬：“女同志过于个人主义。”丁玲被推到墙角，却没改口。风声最紧的那天夜里，毛泽东把她叫到枣园，递上一支烟：“敢写是好事。只是锋芒先收一收，多留条退路。”语气平和，却给了她足够信号——可以尖锐，但别让同志下不来台。这番提醒，将她从风口浪尖拉回地面。
1945年底，延河畔落雪。毛泽东离开陕北赴重庆谈判前夕，再次见到丁玲。他笑着说：“你在延安写的小说快凑成一本书了吧？”她点头。两年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稿，1949年春送交华北书局，1951年夺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有人调侃：“这荣誉来得顺风顺水。”知情者却清楚，稿纸上洇开的墨点，都是她在前线帐篷里捂着煤油灯写下的。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进入文联工作，可政治气候变化无常。1955年肃反、1957年反右，她都没有逃过。1966年被关进秦城，整整六年。当时有人问她最难熬的是什么，她回答：“夜里听到犯人来回踱步，不知外头战友是否平安。”有传言她被判刑时向最高层求情未果，实情难以考证，但她从未将个人坎坷归咎于毛泽东。原因并不复杂——若无当年那几次挺身，她或许早已被国民党暗杀，连写作的机会都没有。
1979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丁玲被平反，调回北京。从火车站到宿舍只有二十分钟车程，她却在车里坐了半晌才下车。随行干部劝她别多想，她笑道：“空气太新鲜，需要适应。”四年后，那位西德记者的采访让她再度提起毛泽东。她没有长篇溢美，也没趁机发牢骚，只淡淡一句“多次保护我”。外人或许觉得简单，她自己却明白，领袖与作家之间，本就不是日常意义的朋友，而是一种特殊的革命合作。毛泽东需要文字去鼓动千军，她需要战场去验证文字的锋芒，互相成就，彼此观照。
采访最后，克劳斯追问：“如果历史重来，您还会投身革命吗？”丁玲抿了一口龙井，轻轻点头：“会，路虽难，总得有人走。”话音平静，却让记录员手里的钢笔停顿。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得乱响，像在为这句回答鼓掌。丁玲慢慢站起身，把记者送到门口，阳光斜照下，她的影子落在蜿蜒小径上，与那段跌宕岁月一样，曲折却不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