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一场关于“文学如何批评？当代意味着什么？”的深度对谈在越秀公园花城文学院展开。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与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共同回溯文学批评的历史现场，探讨其在当下的价值与困境，并重新审视“当代性”的深刻内涵。
黄金时代的回望：批评曾是指挥棒，而非学院论文
对谈从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的怀念开始。丛治辰提到，与前辈批评家交流时，能感受到他们那种“自信文学批评价值与效用”的强烈气场，那时的批评直接有效地引领创作，小说家会认真阅读批评文章。黄子平教授以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他回忆，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社团活动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介入性。他指出，当时的批评有一种“草根”特质，与后来的“学院派”研究泾渭分明。“最好的诗歌评论是诗人自己写的，”黄子平说，“他们有自己的主张。而后来，许多本应关注同时代创作的同行者‘都读研究生去了’，陷入了文学史研究的重压，反而失去了对活生生文学现场的感知能力。”
谢有顺教授补充道，80年代批评的辉煌，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引领，更是思想的先声。“很多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首先是在文学批评界被应用和传播的。”那时的批评家个性鲜明，文体意识强烈，敢于说真话，充满讨论甚至争论的活力，构成了文学场域中最生动活泼的部分。他犀利地指出，当下批评氛围的弱化，部分原因在于“过度历史化”的倾向，使得现场对话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史学考察”。
中文系的悖论：是培养论文机器，还是激发创作灵魂？
话题自然引申至中文系教育的核心矛盾。谢有顺对“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一传统理念提出了强烈质疑，称之为“中文系衰落的开始”。“从来没有听说音乐专业不培养音乐家，美术学院不培养画家，只有中文系这么干，这是典型的自我设限。”他呼吁中文系应大胆改革，颠覆旧有观念，“大张旗鼓地说中文系要大力培养作家”，甚至允许学生以小说、诗歌等创作成果代替毕业论文，让创作与研究真正兼备。
黄子平从历史维度分析了这一现象的成因。他回顾了从京师大学堂以来文学史研究如何逐渐压倒写作训练，成为中文教学主流的过程。其后果是，学生被沉重的文学史教材和必读书目压得喘不过气，最终可能只读了一部“最糟糕的作品”——《文学史教材》，却失去了对文学本身的感受力和创作的冲动。丛治辰以亲身教学为例，指出当前中文系学生普遍存在的感性缺失问题，他们善于背诵理论观点，却难以对具体文本产生鲜活的个人体验。
何为“当代”？危机时刻的凝视与言说
在对“当代性”的探讨中，三位学者赋予了它超越单纯时间概念的哲学深度。黄子平指出，“当代”作为一个概念，其产生本身就意味着线性时间的断裂，是身处“危机时刻”的自我命名。“我有时候把‘当代’这个词等于危机的时刻，”他强调，“批评家所要承担的，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应对危机，包括文学的危机或文明的危机。”他引用冯梦龙“史统散，小说兴”的观点，认为当历史叙述出现问题时，恰恰需要文学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来厘清当下、追问未来。
谢有顺认为，“当代”更是一种意识和精神。“哪怕你研究先秦，都要有当代意识。”即研究者需吸纳最新思想，关怀当前问题，通过学术工作确认“我是谁”“今天的中国到底怎么了”。他赞赏那些兼具当代眼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理论评《红楼梦》，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寄寓对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刻批判。
丛治辰进一步阐发，认为“当代”是一个折叠了所有历史时间的复杂概念。真正的“当代性”要求研究者具备渊博的学识，能与过去所有时代对话，并以当下的问题意识激活历史。他引用本雅明和阿甘本的观点，指出能够深入“当代”的，往往是那些与时代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不合时宜者”，他们才能更清晰地凝视时代的本质。而文学及其批评，正是实现这种凝视的重要方式。
批评的当下与未来：在冷清中坚守，在写作中自我确认
面对文学批评在当下相对边缘化的处境，批评家展现了不同的姿态与思考。黄子平对批评的功能仍抱有诗意的期许，强调文学是“想象力、好奇心和勇气”的综合，在“史统散”的危机时刻，文学批评更应承担起言说的责任。谢有顺将批评视为一种写作，与小说、诗歌平等，其核心是“自我解读和自我阐释”，目的在于通过解读他人作品来了解自我和世界。丛治辰将文学批评的工作比喻为摆渡人，即在读者与作品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
丛治辰总结道，“当代”是“一切不确定和一切生机勃勃的地方”，而文学批评正以其活泼的、未定型的特质，持续介入文学现场，参与着对“当代”的建构与言说。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朱蓉婷 通讯员：梁宝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