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0日，石棉矿区的救护车急匆匆停在县医院门口，一位身穿旧棉军装的老人被扶了下来。他叫帅仕高，左眼蒙着纱布，右手仍紧握一截磨得发亮的船桨。这根桨，他自幼不离身，说是“压惊”。住院第三天，病房忽然来了位肩披风衣的中年人，脚上沾着泥水，神情却格外温和。护士没想到，这正是刚到川西督察三线建设的彭德怀。
“老人家，还记得三十一年前大渡河的水声吗？”彭德怀开口便抛出一句。帅仕高微怔，随后猛地坐起——那场强渡的炮火、浪声、喊声立刻冲回脑海。短暂对视后，两人握手良久，谁也没先松开。这一幕，从病房门口悄悄探头的实习医生后来写进值班日记，被医护人员口口相传。
事情要追溯到1935年5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后，一昼夜急行抵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大渡河当时水深约十五米、宽三百米，五月汛期浪头卷着碎木滚石，每秒流速七米。当年太平军石达开便困死此地，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重蹈覆辙。没有船，一切都是空谈。侦察兵费尽唇舌，才从村民口中听说河上有个“船老大”——二十出头，姓帅名仕高，人壮，船稳。
刘伯承当晚电令杨得志：“活要见人，船要见底。”次日拂晓，帅家茅屋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别怕，我们是红军。”士兵低声解释。听说是为穷人打天下，帅仕高抄起船桨就答应。小伙子心里明白，这是拿命去闯，可一想到地主老爷横征暴敛，他咬牙：成败由天。
5月25日晨雾未散，一叶翘首船滑入水面。帆未升，桨先劈。帅仕高立于船尾，另两位船工分居左右。船刚到对岸百米处便遭机枪扫射，船底碰上暗礁停滞。千钧一发，他和伙伴跳入冰冷激流，用肩顶船，用双手推礁，浪打在脸上生痛。十几分钟后，船冲出火力封锁，十七名红军登岸夺下对岸碉堡。随后，八十一名船工昼夜往返，护送主力三千多人过河。彭德怀临走时掏出八块大洋，塞给帅仕高：“兄弟，拿着；日后要是遇难，记得是红军欠你一条船。”话音重，却真诚。
强渡成功，蒋介石震怒，命刘文辉追查“通匪船工”。赖执中被拉去枪决，帅仕高成了要犯。乡亲悄悄来报：“老幺，走！”他带着父亲和十几船工连夜翻山。自此，名字从安顺场消失，一走就是十七年。有人说他进山淘金，有人说落草为寇，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被彝族嘎基部落当作奴隶，放牛、砍柴，左眼因硫磺矿毒气熏瞎。
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已在成都办公。刘伯承多次提到“那几个船工”，但名册残缺，徒唤奈何。1952年初春，鲁瑞林带剿匪部队进大凉山，偶遇一个汉族奴隶，衣衫褴褛却能说川西方言。记者随手写下短稿：“奴隶自称三十七岁，本姓帅，曾驾船渡红军过大渡河。”稿子送到军区，鲁瑞林拍案：就是他！
被接到雅安医院时，帅仕高只剩七十来斤，头发花白，一眼失明。医嘱上写着“体质极度衰弱”，但他第一件事不是问病，而是问：“渡口还在吗？”医生愣了好一会才答：“在，河水依旧。”眼眶顿时红了。
康复后，地方政府给了三间土墙房和五亩地，又安排优抚金。日子虽清苦，总算落了根。1966年那场医院相逢，让他的生活再次被推入聚光灯。彭德怀临走，把身上仅有的三十元和三盒“大前门”压进柜头：“兄弟，国家迟给的心意，先领着。”帅仕高推拒，彭德怀半开玩笑：“再推，我可要生气喽。”一句“要生气”带着湖南口音，病房里笑声一片。
“彭老总探望船工”的消息在军内传开。1970年代初，杨得志赴西昌视察，顺道询问安顺场船工。1974年秋，他终于在雅安小招待所见到帅仕高，递上一件深棕呢子大衣：“河风大，披上。”两人回忆彼岸火网，夜谈至更深。1985年，长征五十周年前夕，杨成武也来到安顺场。会面时，老人已满头银丝，拄着拐棍，仍坚持走到江边。浪声依旧，他摸着栏杆说：“那时候河没栏杆，心里也没栏杆。”
后来，地方政府把安顺场旧渡口和炮楼列入保护，老人常被请去给后辈讲讲老故事。“我其实没做什么，”他说，“只是划条船。”1995年盛夏，这位老船工在家中安静离世，享年八十四岁。船桨被摆在灵堂中央，桨尾刻着两行小字：1935·渡河；1966·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