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在案情分析会上，一部分警察认为，从受害人康太太等人反映的一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来判断，此人很有可能是昆山人，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了。
但有人对此表示反对，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昨天晚上发生的毕宅抢劫案又该如何解释呢？持前一观点的刑警反驳：“也许是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位打发回去后，另行物色了一个同伙呢”？
而辛强却认为，罗三儿的那个作案对象，是目前获得的最可靠最直接的一条线索，那家伙既然有昆山口音，又上了去昆山的火车，我们还是有必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但罗三儿根本说不上他是怎么一副模样，几起抢劫案中劫匪也都是压低帽檐、戴着大口罩的。昆山少说也有四万人口，要在这么些人中追查一个没有相貌特征的男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大家经过一番议论后，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上开往昆山方向的列车，说不好是一个难得来一趟上海的乡下人，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犯罪活动，说不好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是个从犯。而主犯应该是长期生活在上海市区的人，只有这样才有那份选择抢劫目标的准确性以及在都市作案的从容、老练、狡猾。
那个昆山那个从犯应当是上海市区的主犯邀过来参与作案的，如此看来，主犯跟昆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着一份特殊关系。由于专案组怀疑过其中至少有一名劫匪可能有过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经历，为此还请全市各分局提供了原国民党警察局已被辞退的旧警察的情况。
那现在再查查看各分局提供的资料，看看其中是否有昆山人。最后，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分别是新成分局、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区分局的。除了蓬莱区分局的那位病重之外，剩下的三个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外围调查，先看是否有作案时间。
经过一天的调查的结果是：杨树浦分局、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辞退旧警察都已找到了新的工作，一个在“春兴米行”当伙计，一个在“正泰纱厂”看门，经查均无作案时间；新成分局的那个辞退旧警察名叫袁晓墨，没有查到其下落，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
袁晓墨，三十九岁，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氏，出身小摊贩家庭，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当袁晓墨将近三年做下来，眼看就要满师的时候，他却辞职不干了。老板当然不允许，你来学生意时是签下过学艺契约的，言明不但要学三年，三年满师后还得在老板这边继续干三年，称为“学三年，帮三年”，你小子三年学徒期还没满就要离开，不行。如果走了后果自负。
老板有黑道背景，当下就要教训一下袁晓墨。可是他一打听袁晓墨现在的工作，却又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原来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招收“包打听”，袁晓墨偷偷去报名，巡捕房一眼就看中了，而且巡捕房还告诉袁晓墨，你只管来报到上班，老板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要他好看，就这样，袁晓墨成了巡捕房刑事部的一名便衣。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接管了巡捕房。华捕大多数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但袁晓墨没有离开，卖力地替日本人办案，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去做事，抗战胜利后，袁晓墨一度失业，又经人介绍进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新成分局当了一名刑警。
解放后，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时，一看袁晓墨的简历，立马将其姓名划掉，袁晓墨于是就失业了。他原本是有家室的，但后来离了婚，住在分局的宿舍里，户口也在分局的集体户籍大本子上挂着。被辞退时，户口当然要迁走，但袁晓墨没有房子，于是就给了他一纸迁出证明，自己保存着，什么时候有了固定住址随时可以迁入。这种做法，当时上海滩称为“袋袋户口”。
专案组分析了袁晓墨的情况：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多年便衣，对南市一带的情况肯定非常熟悉，这对于物色作案对象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另外，解放后无业，肯定对其生活有严重影响，由此产生犯罪的念头也是可能的。这个对象，应作为重点嫌疑目标进行调查!
但又怎样找到这个袁晓墨呢？警察何守杰出认为：袁晓墨出身昆山县玉山镇，虽然说不上闭塞，但毕竟是小地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习惯有小地方的特色。他有一个亲戚住在松江泗泾镇。他当警察的时候，当地人都请他吃饭，最后，连镇上警署的几个警官也闻讯而至，硬要拉他去饭馆喝酒。
何守杰由此猜想，袁晓墨在当旧警察时，肯定也要回乡探亲的，昆山那边国民党警察局的警察多半也会热情招待袁晓墨。如果是这样，昆山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旧警察中可能有人认识袁晓墨。当然，他们不大可能说得出解放后袁晓墨落脚何处，但他们有可能摸摸底，知道此人是否有亲戚朋友，而被罗三儿选为作案对象的那个主儿，如果确是昆山的，那么无疑是这些亲戚朋友中的一个。
也就是说，何守杰提出了一个侦查新方向：既然无法迅速找到袁晓墨，那就用袁晓墨这条线索去追查那个要把赃物羚羊角从上海带到昆山去的家伙。专案组众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决定立刻付诸实施。
当天中午，专案组长辛强即率四名刑警登上火车赶往昆山，下车后直接去了昆山县公安局。已经接到通知的县局由一位姓陆的副局长出面接洽，并由局里两位老警察具体负责协助。
刑警队的两名留用警察都已四十多岁了，一位姓张，解放前曾多次协助中共地下党、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运输物资，属于值得信任的进步人士；另一位姓蒋，是革命烈属，其嫡亲弟弟抗战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侦察员，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由于其父母早已去世，所以烈属牌子就挂在老蒋门上了。
老张、老蒋听专案组说完缘由之后表示，昆山确实有一个叫袁晓墨的人，以前是住在太平桥那边的。袁氏夫妇有一对子女，儿子就是袁晓墨，他上面有个姐姐，好像叫袁晓玉吧。袁晓墨十五六岁去上海谋生，次年他姐姐嫁给渔行桥畔的俞木匠。抗战爆发前一年，袁氏夫妇坐船去乡下途中，小木船被一条轮船撞翻沉没，夫妇俩双双死亡。就此之后。家里就剩下袁晓墨一个人了。
袁晓墨在这种情况下就前往上海打工，后来居然成了巡捕房的“包打听”。也成为老家人眼里的“能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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