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0月，几张照片把正在喝下午茶的巴黎人吓得杯子都端不稳。
照片里不是什么非洲食人族，而是一个中国读书人正在被活活拆零件，从胸口到大腿，那场面就像是在修剪一棵枯树。
这一年，大清朝还没有亡，但这个叫王维勤的举人，却用自己的身体给西方世界科普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切片研究”。
这事儿说起来简直离谱。
照片里这个人，眼神里没有那种悍匪的凶光，反倒是一种到死都没想通的懵圈。
他叫王维勤，河北永平府赫赫有名的乡绅，正儿八经的光绪二十年举人。
按理说，这种人应该是坐在衙门大堂上喝茶断案的“老爷”，结果却成了中国最后被凌迟的几个人之一。
很多人说是因为一头猪，其实不对，杀他的不是猪，也不是那个告状的农妇，而是那个他以为自己能玩得转、其实早就烂透了的世道。
把时间往回拨三年，回到抚宁县周各庄。
这场惨剧的起因，说白了就是权力的傲慢。
光绪二十七年的春天，李家的猪确实拱了王维勤家的地。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本来赔点米、道个歉也就完事了。
但在王维勤看来，这哪是猪的事啊，这是在打他的脸。
作为一个手里有枪、朝里有人的地方实权派，他的面子比天大。
再加上他看上了李家的小媳妇，想纳妾被人家严词拒绝，新仇旧恨加一块，这火一下子就压不住了。
咱们得聊聊当时那个背景。
那时候大清国库空得能跑马，中央没钱养兵，地方治安就全靠乡绅自己搞“团练”。
王维勤手里的团练，名义上是保卫家乡，实际上就是他的私人打手队。
他带着几十号人枪冲进李家，不论男女老少，一口气杀了12口人。
这在现代是惊天大案，但在当时王维勤的脑子里，杀几个泥腿子跟捏死几只蚂蚁没区别。
在大清朝，有编制的流氓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们手里拿着杀人的刀，兜里还揣着免死的牌。
但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个人。
李家还有个幸存者，叫小李马氏。
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家寡妇，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傻眼的事：她要把这个通天彻地的举人告倒。
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蚂蚁想绊倒大象，难度系数直接拉满。
这三年里，王维勤其实有无数次机会能活下来。
只要他稍微低个头，赔点钱，甚至只要收敛那么一点点，这事儿在州府一级绝对就给压下去了。
但他太迷信自己的“关系网”了。
银子像流水一样送进衙门，连关键证人都被他买通了。
每一次小李马氏的状纸被驳回，王维勤就更得意一分。
他觉得在大清朝，银子和功名就是护身符。
这就好比现在的游戏，他是全服第一的氪金玩家，怎么可能输给一个新手村的NPC？
可是他忘了看日历。
那是1904年，大清这艘破船正处在最诡异的风口浪尖上。
当时的朝廷刚挨了八国联军的打，急需在洋人面前装出一副“法治国家”的样子，同时还得安抚底下老百姓的情绪。
王维勤这案子，好死不死撞上了“整顿吏治”的枪口。
当小李马氏的血书递进都察院，这就已经不是民事纠纷了，这是一场政治博弈。
大理寺这一查，吓了一跳：私设公堂、拥兵自重，甚至还勾结洋商买军火。
好家伙，这哪是乡绅啊，这分明是想当土皇帝。
慈禧和光绪一看，这还了得？
如果不杀王维勤，不仅老百姓要造反，更可怕的是地方豪强都得学样。
于是，一道“立即正法，凌迟处死”的圣旨，直接断了王维勤的生路。
在这个世界上，你能用钱摆平麻烦，是因为制造麻烦的人还想要你的钱，一旦他想要你的命，金山银山也是废铜烂铁。
1904年5月，北京菜市口那是人山人海。
王维勤被扒得精光，推向那根柱子。
行刑官没给他个痛快，而是选了最惨烈的“凌迟”。
这种刑罚一般是给造反的人准备的，用在一个举人身上，在大清历史上都罕见。
那个法国记者举起相机的时候，王维勤正拼命想躲开围观人群的目光。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代表儒家传统秩序的举人，被他效忠的朝廷用最野蛮的方式处死，然后被西方文明的镜头记录下来，成了那个时代“野蛮东方”的铁证。
回头再看这案子，小李马氏能赢，真不是因为正义虽迟但到，纯粹是赶上了朝廷要杀鸡儆猴。
要是换个时间点，这个跪在都察院门口的农妇，大概率会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哪个乱葬岗里。
王维勤到死都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遇上了个疯女人。
他永远不会明白，真正杀他的，是他依附的那个旧制度。
当他把特权当成肆意妄为的资本时，他就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
仅仅过了不到一年，也就是1905年4月，光绪皇帝就下令永久废除凌迟。
那张在巴黎展出的照片，成了大清朝留在底片上最后的一道伤疤，也记录了那个荒唐年代最后的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