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母亲说要卖房，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周六早上。
她52岁，那天起得很早，把阳台的地拖了两遍，又把被子抱出去晒。阳光落在她背上，她的肩膀比前几年塌了一点。我还没来得及喝完豆浆，她突然说：“房子我想处理掉。”
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中午吃什么。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套房子，是她和我爸留下的唯一一份“硬气”。我爸去世那年，她一个人扛着房贷，白天在超市收银，晚上接手工活，硬是把房子供完。她以前说过，这房子不卖，不租，是给自己留的退路。
我问她为什么。
她低头拧抹布，说你舅舅欠了点钱，再拖下去，利息要压死人。
“点钱”这两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总是会变形。我舅舅欠债不是第一次，从前是信用卡，后来是合伙生意，再后来是赌。每一次，母亲都说是最后一次。
我说那是你的房子。
她没抬头，说他是我弟弟。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之间的对话，从来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说的是血缘，我说的是边界。
我开始频繁回家，试图“劝”。列数字，算未来，讲养老，讲风险。她听着，不反驳，只在我说到一半时，递给我一杯水，让我别急。
她不是不懂，她只是不认同。
一个月后，房子挂牌。中介上门那天，她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头发扎得很整齐。她对中介说话时，有一种久违的笃定，像是终于下了决心。我站在一旁，像个外人。
房子卖得很快，价格比市场低了一点。我知道她是急。签字那天，她的手抖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
钱很快转走，几乎没有在她账户里停留。舅舅来拿钱时，笑得很灿烂，说姐你放心，我一定还你。母亲点头，像是相信，又像是不需要结果。
卖房后的第一个变化，是她搬来和我住。
她把自己的东西装进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服，一个装锅碗。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是真的没有退路了。
我们开始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她起得比我早，做早饭，打扫卫生，试图在这个空间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可这房子本来就小，她的存在，让我第一次感到拥挤。
我下班回家，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等我，电视开着却没声音。她问我累不累，我说还行。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短，像是在节省什么。
舅舅很少再出现。偶尔打电话，母亲会躲到阳台接，声音压得很低。我假装没听见，却能从她的表情里看出结果并不乐观。
三个月后，她开始失眠。
半夜我起床喝水，看见她坐在餐桌前，灯开得很暗，手里捏着一张银行流水。她抬头看我，眼圈发红，却什么也没说。
那天之后，她不再主动提舅舅，我也不再问。我们像达成了一种默契，各自守着心里的那点失望。
真正的转折，是在半年后。
那天她突然病倒，急性肠胃炎。我请假陪她去医院，在输液室里，她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了一句：“我可能错了。”
那句话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上。
她说你舅舅那边，又欠了一笔，还不出来。我问她怎么办，她沉默了很久，说不知道。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无助。不是作为母亲，不是作为姐姐，只是一个年过五十、没有房子、没有积蓄的女人。
我没有安慰她。
我只是把她的手抽回来，说了一句：“这是你选的。”
说完我就后悔了，可话已经落地。
她看着我，眼神很陌生。不是生气，是疏离。
出院后，我们的关系彻底变了。
她不再对我指手画脚，不再过问我的生活，甚至很少和我说话。她开始自己找事做，去社区当志愿者，去菜市场帮人记账，像是在重新证明自己还有用。
而我，也不再把她当成需要保护的人。
有一次她晚回家，我问了一句，她淡淡地说：“我有分寸。”
那语气，和当初我劝她不要卖房时，一模一样。
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打算搬出去，和几个老姐妹合租。
我没有拦。
送她走的那天，她只带走了一个行李箱。临出门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比我清醒，但你也要记住，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不是为了对错。”
门关上的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钱。
而是我终于承认，她不是我期待中的母亲，她只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