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一个急促的电话。
李秋萍接到气象局通知，月海将迎来7到8级台风。她立刻与书记郑德诚部署，通知各家各户做好防台风准备。
可风云骤变，台风实际强度远超预期，达到了12级以上。郑德诚望着突变的天色，那句“这老天爷说话不算数啊”，道出了面对无常自然时最深的无奈。
真正的戏剧性，藏在风的“选择”里。
剧中，狂风似乎长了眼睛，集中火力肆虐镇东。
那里有高雪梅花了半辈子积蓄购买的、价值五十万的进口机器，也有在港湾停靠的船只。
而镇西，却相对平静，纹丝不动。
同一个乡镇，天气怎么可能差这么多？是不是太夸张了？
从气象科学角度看，这完全可能。
台风不是一块均匀的幕布，它的核心结构（眼墙）风雨最狂暴，但破坏力分布并不均匀。
月海镇原型在温州沿海，地形复杂。
如果镇东恰好朝向开阔海域或处于风口，而镇西有山体、密集建筑或处于台风眼的相对平静区，这种“东边狂风暴雨，西边相对安稳”的极端对比，在真实的台风案例中并非奇闻。
不同街区受灾程度天差地别。
如果说风力的分布是“天意”，那么风中人的行动，则是赤裸裸的“人意”。
这场风，瞬间把月海镇的人物卷成了两类。
以郑德诚、李秋萍为代表的基层干部。
他们的行动纲领很简单也很清晰，“务必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副镇长解春来在劝阻人们冒险搬机器时，喊出的就是“以人命为重”。
他们穿上雨衣，拿起铁锨，推着板车，分散到各个角落。这勾勒出的，正是基层干部在灾难面前最经典的冲锋姿态。
他们心中时刻装着人民，是敢为天下先的逆风者。
而另一类，则是捕风者，代表就是郑志强和杨小海这群年轻人。
当所有人都在撤离避险时，他们看到了却是挣钱商机。
台风导致船只停运，货物滞留。
他们盘算着，帮人抢搬货物，两车半就能要价三百块。
在十二级大风里，这无异于刀尖舔血。
当他们得知高雪梅那台机器价值五十万，一个他们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数字时，震惊迅速催化了邪念。
从挣钱到抢钱，仅一念之隔。
背后还有唯利是图的徐老板煽风点火，最终导致了郑志强铤而走险，在冲突中捅伤了前来守护物资的副镇长谭光明。
表面上看，这只是台风天里的一起治安事件。
但往深处想，这场风，吹垮了月海镇快速发展下被忽略的隐患堤坝。
郑德诚们在外“造城”，带领农民集资建起现代化新城，却没想到自家后院，亲侄子郑志强一直打着他的旗号在外牟利、惹是生非。
台风，让这个长期存在的脓包瞬间破裂。
所以，镇东镇西风力不均，真的只是气象现象吗？
我认为，这更是一个精巧的隐喻。
镇东，象征着月海镇狂飙突进的“发展前沿”。
那里有最贵的机器、停泊的贸易船只，代表着财富、机遇和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它承受最猛烈的风，隐喻着最早拥抱市场浪潮的地方，也必然要承受最大的风险、诱惑和冲击。
那台价值五十万的机器，不就是月海人渴望快速致富的集中缩影吗？
而相对平静的镇西，则更像月海镇的“传统腹地”或“治理盲区”。风平浪静之下，并非无事发生，而是矛盾以另一种方式潜伏。
郑志强、杨小海这些无处安放的青年躁动，熟人社会里“书记侄子”带来的特权幻觉，才是镇西的“风眼”。
这种风，是人心之风，是社会结构悄然变动的暗流。
一场天灾，就这样成了一面镜子。
它照见了郑德诚、李秋萍在灾难面前的公心与担当。
同时也照常了极速发展的代价，经济跑得快，但部分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和法治观念没能同步跟上。
郑德诚最终无法包庇犯罪的侄子，但这份亲情后来仍成为攻击他的把柄。
回到最初的问题，《小城大事》里这场“不均之风”合理吗？
从科学上说，它有现实的可能性。
从艺术和叙事上说，它极具合理性与深刻寓意。
它用一个极致的气象场景，完成了对月海镇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压力测试”和“全景扫描”。
风过之后，生活继续。
谭光明被抢救回来，郑志强受到法律制裁，但裂缝已经产生。
这件事，连同郑志强之前的一系列行为，如同埋下的地雷，最终在郑德诚的职业生涯中引爆，导致他被调离。
而李秋萍则留了下来，继续未完的事业。
郑德诚后来辞职回乡办学校，或许正是痛定思痛后，决定从更根本的育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