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厂花姚向黎 78 岁惨死于亲儿刀下，只因拒给钱留作兄长养老费

参考来源：石湾《记忆常新》、电影资料馆档案、公开报道资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秋天，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一位年轻女演员正在拍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故事片。

她扮演的角色是一名女特务，眼神凌厉，举止冷酷。导演喊停后，所有工作人员都为她的表演鼓掌。

这个女演员叫姚向黎，她塑造的崔国芳成为新中国银幕上第一个女特务形象，从此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那一年，姚向黎24岁，风华正茂，前途似锦。她和于蓝、田华等人一起，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演员。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她活跃在电影和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她教书育人，培养出蔡国庆、许亚军等知名演员。她的艺术生涯充满了荣耀和成就。

可是，2003年的那个夜晚，这位曾经光彩照人的老艺术家，却在一间半地下室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一】从新疆到东北的艺术之路

1925年2月5日，姚向黎出生在辽宁沈阳市的一户普通人家。她的原名叫姚品兰，祖籍是山东莱州。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她能像兰花一样清雅脱俗。

姚向黎的童年本该在东北度过，但历史改变了她的命运。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

当时年仅6岁的姚向黎跟随全家踏上了逃难之路。一家人辗转多地，经历了无数艰辛，最终在新疆乌鲁木齐定居下来。

在乌鲁木齐，姚向黎进入新疆女子学院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学校虽然地处边疆，但教学质量不错，给了姚向黎良好的基础教育。

1939年，14岁的姚向黎顺利升入女子学院附属中学继续学业。

也是在1939年，一次学校组织的纪念活动改变了姚向黎的人生轨迹。那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学校安排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需要学生参与表演。

这部街头剧讲述的是一个逃难女子的故事，充满了戏剧张力。姚向黎被选中饰演剧中的女主角香姐。

这是姚向黎第一次站在观众面前表演。当她穿上戏服，站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时，内心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表演结束后，观众的掌声让她感受到了舞台的魅力。从那一刻起，她爱上了表演艺术。

此后的几年里，姚向黎积极参加学校的业余剧团活动。她先后在《心防》《古城的怒吼》《打回老家去》《自卫》《最后胜利》《歼灭》《河内一郎》《乱世男女》等多部话剧中担任角色。

每一次排练和演出，她都全身心投入，认真揣摩角色的心理和性格。这些早期的舞台实践，为她日后成为专业演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19岁的姚向黎加入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社，开始参与更多的进步活动。

她通过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向民众传递抗日救国的思想，用自己的方式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姚向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新疆，前往东北解放区。

这对一个20岁的女孩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她告别了父母和熟悉的环境，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旅程。

抵达东北后，姚向黎先在沈阳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又转到哈尔滨。在这两座城市，她参与了各种文艺宣传工作，继续从事话剧表演。

东北地区当时的文艺活动十分活跃，姚向黎在这里接触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文艺工作者，艺术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在筹拍一部反映敌我斗争的故事片《无形的战线》。

这部影片需要一位能够驾驭女特务角色的女演员，而这个角色对演技的要求非常高。

剧组在选角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要找到一位既有表演功底，又能够准确把握反派角色的演员并不容易。

经过多方考察和推荐，剧组注意到了在哈尔滨从事话剧工作的姚向黎。她在话剧舞台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角色的深刻理解能力，让导演眼前一亮。

经过试镜，姚向黎的表现完全符合剧组的要求。就这样，她被借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无形的战线》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我方侦察人员与敌特斗智斗勇的故事。姚向黎饰演的女特务崔国芳是片中的重要反派角色。

这个角色表面上温文尔雅，实际上阴险狡诈，手段毒辣。姚向黎需要在表演中展现出这种双重性格，既要让观众看到角色的伪装，又要通过细节透露出角色的本质。

拍摄期间，姚向黎投入了极大的精力研究角色。她分析崔国芳的每一个行为动机，琢磨每一句台词背后的含义。在镜头前，她成功地将这个复杂的反派角色演绎得层次分明、立体生动。

有时候，她一个眼神就能传递出角色内心的算计；有时候，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暴露角色的真实意图。

1949年，《无形的战线》公映。这部影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观众对姚向黎塑造的崔国芳印象极其深刻。

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对她饰演的女特务恨得咬牙切齿，这恰恰证明了她表演的成功。姚向黎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女特务形象的扮演者，这个记录被永久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

影片的成功也为姚向黎打开了新的职业道路。1950年，她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

从边疆新疆走出的女孩，从东北的话剧舞台起步，最终进入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心。这一年，姚向黎25岁，她的艺术生涯刚刚开始。

【二】银幕上的多面人生

进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后，姚向黎迎来了事业的快速发展期。

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需要大量优秀的演员。姚向黎凭借扎实的表演功底和敬业精神，很快在北影厂站稳了脚跟。

1950年，姚向黎参演了影片《新儿女英雄传》。这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故事。

在片中，她与著名演员谢添合作。谢添是当时中国影坛的知名演员，以其幽默风趣的表演风格深受观众喜爱。能够与这样的老戏骨合作，对姚向黎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她在拍摄中向谢添学习表演技巧，观察他如何处理角色的细节，如何在镜头前把握表演的分寸。

同年，姚向黎还参演了影片《民主青年进行曲》，这次她的合作对象是孙道临。孙道临是中国电影界的重量级演员，他的表演细腻深沉，极具感染力。

与孙道临的合作让姚向黎对表演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她发现，真正的好演员不是在镜头前用力表演，而是要让角色自然地流露出来。

1951年，姚向黎在影片《一贯害人道》中担任角色，合作演员是田烈。

这部影片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罪恶行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姚向黎在片中的表演真实可信，为影片增色不少。

在这几年的电影拍摄中，姚向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她既能够驾驭反派角色，也能够出色地演绎正面人物。

她的表演不浮夸，不做作，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效果。这种表演理念使她在观众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1950年代初期，为了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姚向黎和于蓝、田华等演员一起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表演干部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表演教师，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系统地传授表演理论和技巧。

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姚向黎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她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研究角色创造的方法，练习台词功底，提升形体表现力。

训练班的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姚向黎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她在这里不仅掌握了更加科学的表演方法，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行，这些同学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影坛和戏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训练班毕业后，姚向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担任演员。从此，她的艺术活动重心从电影转向了话剧。

话剧表演与电影表演有着很大的不同。电影可以通过剪辑和多次拍摄来完善表演，而话剧则要求演员一次性完成整个表演过程，没有重来的机会。

话剧演员需要更强的台词功底、更好的声音控制能力，以及在舞台上的即兴应变能力。

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姚向黎参与了多部经典剧目的排演。她在舞台上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表演技艺日益精进。

话剧舞台的锻炼使她的表演更加成熟，对角色的理解更加深刻。她逐渐成为剧院的主要演员之一，在话剧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尽管工作重心转向话剧，姚向黎并没有完全离开电影圈。1960年代初期，她参与了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拍摄。

这部影片根据小说《红岩》改编，讲述了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监狱中坚持斗争的英勇事迹。影片由赵丹、于蓝等著名演员主演，导演调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创作团队。

姚向黎在片中担任一个角色。虽然不是主要角色，但她依然全力以赴地完成拍摄任务。

能够参与这样一部重大题材影片的拍摄，对她来说是一种荣誉。《烈火中永生》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观众。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初期，是中国文艺界经历特殊时期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正常的文艺创作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很多艺术家被迫停止工作。

姚向黎也无法幸免，她的演艺事业陷入了停滞状态。这段时间里，她和千千万万的文艺工作者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特殊时期结束后，文艺界逐渐恢复了正常秩序。1973年，48岁的姚向黎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转折。这一年，她被调到中央电视台的少儿业余演出队担任教师。

从演员到教师，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姚向黎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表演经验，开始传授给年轻的一代。

在少儿业余演出队工作期间，姚向黎接触到了许多有表演天赋的孩子。

她认真负责地教导每一个学生，从基本功训练到角色理解，从台词练习到形体塑造，都一丝不苟。她的教学方法既严格又耐心，既注重技巧训练又强调艺术感悟。

几年后，中央戏剧学院决定招收一个儿童剧演员班，培养专门从事儿童剧表演的演员。姚向黎被选为这个班的教员。

这个班招收的学生年龄都不大，但许多人都展现出了不俗的表演天赋。姚向黎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

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这个班走出了一批后来在演艺圈有所成就的演员。

蔡国庆后来成为著名的歌唱演员，活跃在各大舞台上；许亚军成为优秀的影视演员，塑造了众多经典角色；钟浩、任冶湘、薛白等人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绩。

这些学生后来回忆起姚向黎时，都对她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1979年，54岁的姚向黎又一次调动工作单位。这一次，她从中央戏剧学院调回了中央实验话剧院。

回到话剧舞台，姚向黎参演了话剧《未来的召唤》。尽管年龄已经不小，但她在舞台上依然充满活力，表演依然精彩。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1980年代初期，姚向黎参演了电影《残雪》，与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合作。

斯琴高娃是当时中国影坛的实力派演员，她的表演真挚感人，深受观众喜爱。

与斯琴高娃的合作，让姚向黎再次站在了电影摄影机前。虽然这时的她已经不再年轻，但多年积累的艺术功力使她的表演更加炉火纯青。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姚向黎在中国的电影和话剧舞台上活跃了三十多年。

她演过正面角色，也演过反面角色；她参演过重大题材的作品，也出演过普通题材的影片；她在银幕上留下了自己的形象，也在话剧舞台上展现了艺术才华。

更重要的是，她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将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承下去。

在同时代的女演员中，姚向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她不追求名利，只专注于表演本身。

她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无论大小，都力求演得准确、演得真实。这种敬业精神和艺术态度，赢得了同行的尊重和观众的认可。

【三】生活中的母亲

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同时，姚向黎的个人生活经历了不少波折。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这段婚姻给她带来了三个儿子。后来，她与导演赵明重组了家庭。

赵明在电影界有一定的名气，他执导过《三毛流浪记》《铁道游击队》等知名影片。

《三毛流浪记》根据漫画家张乐平的同名漫画改编，讲述了旧社会流浪儿童三毛的悲惨遭遇，这部影片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铁道游击队》则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员们英勇抗击日寇的故事，是一部经典的抗战题材影片。

赵明和姚向黎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两人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理解和追求。重组家庭后，赵明接纳了姚向黎的三个儿子，一家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养育三个儿子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1950年代到1960年代，国家的物质条件还不够丰富，普通家庭的生活都比较拮据。

姚向黎虽然是演员，但收入也并不特别高。赵明作为导演，工作忙碌，收入相对稳定一些。两个人一起承担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

三个儿子性格各异，成长过程也各不相同。大儿子从小比较懂事，学习也还算努力。二儿子聪明机灵，脑子转得快。

小儿子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姚向黎对他格外疼爱。作为母亲，她希望三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将来有出息。

在那个年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主要依靠学校。姚向黎和赵明工作都很忙，白天要参加排练或拍摄，晚上有时候还要演出或开会，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但每次回到家，姚向黎都会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尽量给他们提供好的成长环境。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家庭的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三个正在成长的男孩需要吃饭穿衣，需要上学读书，各方面的开支都不少。

姚向黎和赵明省吃俭用，把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进入1960年代中期，特殊时期开始了。这段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姚向黎一家也无法避免。

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收入减少，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

大儿子在特殊时期刚好处在求学的关键阶段。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被中断，很多学生失去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

二儿子和小儿子年龄更小一些,同样经历了教育的中断。这对孩子们的成长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特殊时期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里，姚向黎一家的生活充满了艰辛。演艺事业停滞，收入锐减，还要面对各种压力。

但作为母亲，姚向黎始终尽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1970年代后期，特殊时期结束，社会逐渐恢复正常。姚向黎重新开始工作，先是到中央电视台的少儿业余演出队任教，后来又回到话剧舞台。生活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

但这时候，家庭却开始出现新的问题。大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正是青年时期。他一直身体不太好，经常感觉疲劳，脸色也不太好看。

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工作太累，没有太在意。后来症状越来越明显，姚向黎带他去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如同晴天霹雳：大儿子患上了血癌。在那个年代，血癌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医疗技术还不够发达，治疗手段有限，治愈的希望非常渺茫。

姚向黎不愿意放弃。她四处打听，寻找能够治疗血癌的医院和医生。她带着大儿子辗转多家医院，尝试各种治疗方法。

为了给儿子看病，她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赵明也全力支持，想尽办法筹集医疗费用。

但无论怎么努力，医学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大儿子的病情持续恶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治疗，大儿子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深深地刺痛了姚向黎的心。

失去大儿子后，姚向黎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二儿子身上。二儿子从小就聪明，学习成绩也不错。

姚向黎期待着他能考上大学，将来有个好前途。她鼓励二儿子好好学习，为他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

19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了。这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二儿子也准备参加高考。他努力复习，准备迎接这个重要的考试。姚向黎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顺利考上大学。

高考如期举行，二儿子走进了考场。考试结束后，他回到家里等待成绩。几个月后，录取结果公布了。二儿子没有被录取，他落榜了。

这个打击对二儿子来说太大了。他本来信心满满，觉得自己一定能考上，可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家里人对他期望很高，现在却让大家失望了。各种压力一起涌来，二儿子的精神开始出现问题。

起初只是情绪低落，后来逐渐变得不太正常。他有时候会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

姚向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精神方面的疾病，需要长期治疗。

这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儿子刚刚去世不久，二儿子又出了这样的问题。姚向黎几乎要崩溃了，但作为母亲，她必须坚强。

她带着二儿子四处求医，寻找治疗的办法。精神疾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坚持服药，还要进行心理疏导。

二儿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在服药的情况下，他可以保持相对正常的状态，但一旦停药或者受到刺激，就会复发。

姚向黎必须时刻关注他的情况，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督促他按时服药。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小儿子在三个孩子中年龄最小。姚向黎对他的疼爱超过了对另外两个儿子。

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大儿子，二儿子又有病，她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在了小儿子身上。小儿子要什么，她尽量满足；小儿子犯了错，她也舍不得严厉责罚。

小儿子在特殊时期失去了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校不上课，他就在外面玩。

缺少了学校的管束，又没有家长的严格约束，小儿子逐渐变得散漫起来。他开始跟社会上的一些青年混在一起，学会了抽烟喝酒，沾染了不少坏习惯。

姚向黎有时候也会管教他，但总是心软。她觉得儿子已经在特殊时期吃了不少苦，不想再对他太严厉。

这种心态导致她对小儿子的管教始终不够严格，缺乏原则性。小儿子也摸准了母亲的脾气，知道母亲会原谅他，所以越来越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

随着年龄增长，小儿子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不爱学习，不爱劳动，整天在外面游荡。

他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经常一起惹是生非。姚向黎为此操碎了心，但无论她怎么劝说，小儿子都听不进去。

1980年代初，小儿子因为参与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后来，他又因为更严重的问题被判刑入狱。

这对姚向黎来说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儿子去世了，二儿子精神有病，现在小儿子又进了监狱。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让她省心。

小儿子在监狱服刑期间，姚向黎定期去探望他。每次探监，她都会带一些东西给儿子，嘱咐他在里面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她在心里盼望着，儿子出狱后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丈夫赵明在这些年里一直陪伴着姚向黎，与她一起面对家庭的种种不幸。两个人相互支持，共同承担着抚养孩子和照顾家庭的重担。但岁月不饶人，赵明的身体也逐渐衰弱。

1980年代末，赵明因病去世。姚向黎失去了相伴多年的伴侣，内心的孤独和痛苦可想而知。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住进了条件简陋的半地下室。

那间房子又潮又暗，采光不好，通风也差，但房租便宜，适合她这样收入不高的退休老人。

半地下室的生活是艰苦的。姚向黎靠着微薄的退休金维持日常开支。她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买菜总是挑最便宜的，衣服穿了又穿，舍不得买新的。她把能省下来的钱都存起来，因为她知道，二儿子需要长期吃药，小儿子出狱后也需要钱。

邻居们有时候会看到姚向黎在楼下晒太阳。这位曾经在银幕上光彩照人的老演员，如今已是满头白发，脸上布满皱纹。

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安静地坐在那里，很少与人交谈。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普通的老太太，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个银幕女特务形象的塑造者，曾经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无数角色，曾经培养出了蔡国庆、许亚军这样的知名演员。

1990年代中期，小儿子刑满释放，走出了监狱大门。姚向黎去接他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期待。

她以为儿子经过几年的改造，应该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她已经为儿子想好了未来的安排：帮他找一份工作，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成家立业。

小儿子出狱后，姚向黎把他接到自己的半地下室住了一段时间。她给儿子做饭，洗衣服，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着他。

她到处托人，希望能给儿子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有过犯罪记录的人找工作并不容易，很多单位一听说是刑满释放人员，就不愿意接收。

姚向黎没有放弃。她找以前的同事帮忙，找学生帮忙，甚至放下面子去求一些不太熟悉的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有一个单位愿意给小儿子一个机会，让他去做临时工。工资虽然不高，但总算有了一份工作。

姚向黎以为事情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她高估了小儿子的悔改之心。小儿子在单位干了不到两个月，就因为经常迟到早退被辞退了。

失去工作后，他也不着急再找，整天在外面游荡。姚向黎劝他重新找工作，他总是说在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认真去找。

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小儿子的日常开销怎么办？他想到了母亲。他知道母亲疼他，只要他开口要钱，母亲从来不会拒绝。于是，他隔三差五就回到半地下室，向母亲要钱。

姚向黎虽然自己生活拮据，但面对儿子的要求，她总是尽量满足。她从微薄的退休金中挤出一部分给儿子。

有时候儿子要得多了，她就从存款里取一些出来。她想着，儿子刚出狱，手头紧很正常，等他找到工作稳定下来就好了。

可是小儿子根本没有找工作的打算。他拿着母亲给的钱，继续在外面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钱花完了，就再回来要。姚向黎每次都给，从几十块到几百块，只要儿子开口，她就掏钱。

邻居们看不过去，劝姚向黎不要这样惯着儿子。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应该让他自己去奋斗，老是给钱只会让他越来越懒。

但姚向黎听不进去。她总说儿子已经吃过苦了，现在刚出来，作为母亲应该帮他一把。

二儿子的情况也不乐观。他的精神状况时好时坏，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这些药都不便宜，每个月的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姚向黎必须保证二儿子有钱买药，否则一旦停药，病情就会复发。

为了维持两个儿子的开销，姚向黎的生活过得更加拮据了。她的退休金本来就不多，要分给两个儿子，剩下给自己的就所剩无几了。

她吃最简单的饭菜，穿最旧的衣服，能省的地方都省下来。即便如此，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她手里的钱还是所剩无几。

但姚向黎从来不抱怨。在她看来，这是母亲应该做的。大儿子已经去世了，她没能救回他的命，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现在她要竭尽全力照顾好另外两个儿子，不能让他们受苦。

为了应对不时之需，姚向黎开始攒钱。她从每个月的退休金中，省出一点一点地存起来。

积少成多，几年下来，她竟然也攒下了几万块钱。这在当时对一个退休老人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这些钱，姚向黎藏得很严实。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两个儿子。

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这笔钱是留给二儿子养老用的。二儿子有精神疾病，将来肯定需要长期照顾，需要持续买药治疗。万一自己不在了，至少这笔钱可以保证二儿子有钱看病吃药，不至于流落街头。

小儿子继续隔三差五地来要钱。每次来，姚向黎都会给他一些，但不会给太多。

她给的钱只够小儿子应付一段时间的基本开销，并不足以让他挥霍。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逼着小儿子去找工作，自己养活自己。

但小儿子根本没有这个觉悟。他觉得反正有母亲给钱，就不需要去受找工作的累。

在外面混惯了的他，已经不愿意接受单位的约束，不愿意老老实实上班。他宁愿每天无所事事地在外面游荡，也不愿意去做一份正经工作。

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姚向黎也一天一天老去。进入21世纪后，她已经七十多岁了。

身体大不如前，腿脚不太灵便，眼睛也花了，耳朵有时候也听不太清楚。她还是一个人住在那间半地下室里，过着简朴的生活。

小儿子依然时不时来要钱。姚向黎依然每次都给。母子俩之间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儿子来要钱，母亲给钱，儿子拿钱走人。很少有温情的交流，很少有关心的话语。

对小儿子来说，母亲就是一个取款机；对姚向黎来说，给儿子钱似乎成了她能为儿子做的唯一的事情。

2003年，姚向黎78岁了。这一年的某一天，小儿子又来到了半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