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2日清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已挤满人，空气中混杂着烈日和焦躁。八时许，终审裁定公布，刘相荣无罪。人群一阵短暂的静默，随即爆发出掌声。与一年多前的宣判现场形成鲜明对照，朝阳百姓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时间拨回到1995年8月。华星房地产公司副经理杜玉霞在双塔区检察院审讯室里，第一次说出那句“我给刘市长送过钱”。话音刚落，审讯室安静得可以听见钢笔落桌的轻响。检察长没有当即表态，只是沉声提醒“证据不足要负法律责任”。那一刻，杜玉霞点头称是，却也固执地按下了话筒录音键。
辽宁的秋天来得早。9月28日，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刘相荣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两天后，他被刑拘。十月初，被正式逮捕。人们不敢相信，一个在沈阳冶炼厂里靠钻技术干到车间主任、又在朝阳基层跑了数年才坐上市长椅子的苦孩子，会突然跌进受贿囹圄。
走访朝阳街头，诸多老工人对案情始终摇头。“他那身灰夹克穿了五年，”有人低声嘟囔，“哪像贪钱的样子？”可纸面证据似乎扎实：两次一万元现金，一台东芝彩电，总计2.96万元。金额虽不高，却足够构成受贿罪。
事情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媒体。1996年夏，记者王某拿到一份内部复印件，《问苍天，刘相荣何罪之有》，列出十三处疑点：行贿时间与刘相荣出访俄罗斯重叠；免税批文在1992年便已落实，感谢却拖到1994年；彩电购买款项当场支付现金五千元……这些细节像钉子，把整份判决书钉得千疮百孔。
刘相荣的妻子潘氏在丈夫被捕后，把一日三餐缩成两顿，省下路费北上奔走。她手里只有一本存折、一摞车票和一份厚厚的申诉材料。进京第一天，她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等了整整七小时，递出材料时嗓子几乎沙哑。离开时天色已黑，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极长。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和辽宁省高法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盯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本笔记本。所谓“行贿记录”用圆珠笔随手涂写，时间顺序混乱，没有张永杰签字。技术鉴定显示，墨迹全部形成于同一天。办案人员的记录本成了最大的破绽。
被重新提审的杜玉霞最终改变供词。“两万元是借款。”她说话很快，好像急着丢掉包袱。刘兴岩也承认彩电购买属个人行为，未用公司公款。至此，案件核心证据陷入崩塌状态。
刘相荣在看守所里度过278天，靠背诵化学方程式稳住情绪。他给自己制定严格作息：清晨记俄语单词，午后做广播体操，晚上复盘冶炼工艺流程。狭小的房间里，脚步声单调，他却说“脑子不能闲”。
1997年7月2日终审出炉：撤销双塔区法院刑事判决，刘相荣无罪。当天，已扣押的29630.6元人民币全部退还。消息传到朝阳，鞭炮声此起彼伏。街头一位老太太挤到刘相荣面前，攥着他的手，“你值得！”这短短四个字，成了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注脚。
7月26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补选刘相荣为八届人大代表。次年一月，他又被推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四月调任省经贸委副主任。职务恢复很快，但熟悉他的人说，他仍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有人劝他“换身像样的衣服”，他笑笑不接茬，转身进了办公室。
回顾这场风波，最大的启示在于程序正义的力量。一纸供述能否形成定罪要件，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支撑；一份判决书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必须容得下多方主体质疑。在刘相荣案中，正是家属、媒体、人大代表、司法机关多线并进，才让事实再度浮出水面。人言可畏，但规则更大。假的，终归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