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头说起，摆在台面上的账本是这么写的：几十万国军，飞机大炮样样不缺，把江西那一小块地方围得跟铁桶似的，就等着收网了。
这网有三层，每一层都号称是天罗地网，专治各种不服。
可怪就怪在这儿，这桶，它漏了。
第一道口子：不是枪炮，是人情世故
1934年秋天，瑞金的风里已经带着萧瑟的味道。
中央红军要走，这事儿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往哪儿走？
怎么走？
第一关，就得从江西和广东的交界处过去。
那地方，是“南天王”陈济棠的地盘。
蒋介石的命令写得明明白白：给我堵死，一只耗子都别放过去。
陈济棠的粤军，装备精良，兵强马壮，守这么一条线，按理说绰绰有余。
南京那边，蒋介石天天盯着地图，就等着前线传来捷报。
可等来的电报，让他把桌子都快拍烂了：红军主力，过去了，几乎没费什么劲。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粤军都是纸糊的？
其实，这背后藏着一笔精明的账。
仗，不是光靠地图和兵力算的，还得算人心。
陈济棠坐镇广东，说白了就是个一方诸侯。
他跟南京的老蒋，面上客客气气，私底下谁都防着谁。
老蒋让他去跟红军拼命，陈济棠心里的小九九打得飞快：我的人要是跟红军打光了，你老蒋不就正好能把手伸进我的广东来？
这买卖，亏本。
红军这边，也早就把这层关系看得透透的。
出发前，一封密信、几个秘密联络员，就悄悄搭上了线。
话不用说得太明白，意思得到位：我们就是借条道，奔着湖南、贵州去，绝对不在你广东地盘上惹事。
你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咱们就相安无事，将来也好相见。
于是，一出精彩的“默契戏”就上演了。
10月下旬，红军大部队开到粤军防线前。
粤军的哨兵看见了，立马往上报。
团长接到报告，不慌不忙地给师长打电话请示。
师长又慢悠悠地给军长汇报。
等命令一层层下来，内容就变成了：“密切监视，不要主动出击。”
前线的粤军官兵也就心领神会。
红军来了，他们就象征性地朝天放几枪，算是给南京那边有个交代。
然后，防线就“恰好”出现了一个口子，部队也“恰好”拉到旁边去“休整”了。
红军主力趁着夜色，从这个口子里鱼贯而入，四天时间，八万多人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等蒋介石搞明白这其中的猫腻，气得直骂“娘希匹”，可木已成舟，他也没办法。
这第一道封锁线，说它是铜墙铁壁，可它连根钉子都没拦住。
红军靠的不是刺刀，而是对人性、对当时中国各派势力间复杂关系的精准把握。
这堂课，叫“政治”。
第二道坎：声东击西，跟敌人玩心眼
过了陈济棠这关，前面就是湖南。
守在这里的是湖南军阀何键。
何键可跟陈济棠不一样，他是铁了心要跟蒋介石干的，对红军也是恨之入骨。
他把湘江沿岸布置得密不透风，从衡阳到桂林，几百里长的江岸线，渡口、要道全修了碉堡，机枪阵地一个挨一个。
蒋介石还给他下了死命令：放跑了红军，拿你是问！
这回，再想靠“默契”过去，门儿都没有。
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场硬仗。
当时指挥红军的，是博古和李德。
他们的计划简单粗暴：我们人多，排成一列长队，把所有家当，什么印刷机、文件柜、X光机，全都带上，直愣愣地往前走，准备硬闯。
这个打法，叫“大搬家”。
这个“家”搬得实在太慢了。
队伍拉得几十里长，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目标大得很。
何键的部队和从后面追上来的中央军，就像两只巨大的钳子，正慢慢合拢。
红军的行踪，在国民党的侦察机眼皮子底下一清二楚。
眼看就要被包饺子，怎么办？
这个时候，毛主席的战术思想开始闪光。
虽然他当时没有决策权，但他的想法影响了前线的指挥员。
不能再这么傻乎乎地往前撞了，得让敌人摸不着你的脉。
红军的先头部队突然改变方向，朝着湖南腹地猛插，摆出一副要直取衡阳、长沙的架势。
这一下，可把何键吓得不轻。
衡阳、长沙是他的老巢，丢了可就全完了。
他赶紧调集主力部队，急匆匆地往北边增援，湘江下游的防线一下子就变得吃紧起来。
就在何键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北边的时候，红军主力一个漂亮的甩尾，猛地向西，扑向了湘江上游全州、灌阳一带。
那地方，江面宽，水流急，平时也不是什么重要渡口，何键在那里布置的兵力相对薄弱。
这就是典型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你以为我要打你的头，我偏偏去踹你的腰。
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了。
虽然红军抓住了敌人的防守空当，但由于之前“大搬家”耽误了太多时间，敌人已经反应过来，疯狂地向渡口扑来。
那几天，湘江的水都被染红了。
红军的后卫部队，为了掩护主力和中央纵队过江，跟数倍于己的敌人死磕。
一个团打得只剩几十个人，一个师长、一个政委都倒在了阵地上。
这一仗，红军付出的代价是长征以来最惨重的。
出发时的八万多人，过了湘江，只剩下三万多。
但是，最关键的战略目标实现了——主力过江了。
蒋介石想在湘江边上全歼红军的计划，又一次破产。
第二道封锁线，红军是用智慧骗开的门，再用鲜血铺平的路。
第三道墙：拿命来换，硬生生砸开生路
过了湘江，红军总算喘了口气。
但前面，是第三道，也是蒋介石认为最致命的一道封锁线。
这张网，撒在了湖南、广西和贵州的交界处。
这里的地形，是典型的大山、峡谷，路窄得只能走一队人。
国民党军在这里修了成百上千的碉堡，把所有能走的路口都锁死了，形成了一个“十字锁喉”的绝地。
这回，既没有“人情”可讲，也没有多少“空子”可钻了。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打。
此时的红军，士气低落，伤亡惨重，又累又饿。
而对面的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和粤军的精锐，以逸待劳。
这场仗怎么看，红军都没有胜算。
但是，一支军队的韧性，恰恰是在这种绝境里体现出来的。
从12月初开始，红军就像一把锥子，开始硬凿这堵墙。
侦察兵借着夜色，攀着悬崖峭壁摸到敌人的碉堡下面。
工兵扛着炸药包，在敌人的机枪火网下炸开通路。
前锋部队的战士们，饿着肚子，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湿冷的南国山地里，向一个个隘口发起冲锋。
在通道、在黎平，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有时候为了争夺一个山头，一个团打上去，下来的时候就没几个人了。
没有重炮，就用集束手榴弹去炸碉堡；没有粮食，就啃树皮、吃野菜。
支撑着他们的，是一种信念——往前走，才有可能活下去。
在黎平北边的盘江口，红军打了一场关键的攻坚战。
他们用一部分兵力在正面佯攻，吸引了守军的全部注意力。
然后，另一支精锐小分队，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从一条没人知道的悬崖小路摸到了敌人的侧后方。
号声一响，前后夹击，守军的防线瞬间崩溃。
就是靠着这种硬碰硬的血战，靠着这种不计代价的牺牲，红军硬是在这道看似天衣无缝的封锁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
当大部队通过这道用生命换来的通道，进入贵州腹地时，他们才算真正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蒋介石精心布置的“铁桶阵”，彻底被甩在了身后。
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可能到最后都没想通，为什么几十万大军围不住几万疲惫之师。
他们看到了红军的枪，却没看到战士们眼里的光；他们算计了兵力对比，却算不到一支军队为了生存和信仰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
当红军踏上贵州的土地时，队伍虽然残破，但筋骨还在。
湘江岸边的哀嚎和盘江口的炮火声，洗去了队伍中的犹豫和软弱，也为之后在遵义召开的那场决定命运的会议，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