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中旬的夜色格外冷，风从大庙镇方向刮来，把已经收割完的麦茬吹得簌簌作响。就在这样的深夜，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户农家灯火未灭，一场改变中国农村命运的密谈正在酝酿。此后人人都记住了带头按下红手印的严俊昌，却常常忽略了站在他两侧、同样姓严的两位关键人物——严宏昌和严立学。没有他们，那张契约纸或许根本无法诞生。
遥想四个月前，小岗仍是滁北一带出了名的“讨饭村”。二十户人家，哪户也富不起来，粮食亩产年年低到见不得人。更糟的是，队长换得勤，几乎家家都轮过职。换人不换穷，乡亲们心里早已憋着火。就在这股火要熄又熄不掉的当口，新任队长严俊昌被推到了台前。他年纪最大，说话也最稳，但真正把思路一点点捋顺、把人心一点点撮合起来的是副队长严宏昌。
严宏昌比堂兄严俊昌小八岁，1970年离乡打工的经历给了他不同的眼界。那年他在淮南煤矿工地当小包工头，靠“分包制”把活计切得明明白白——干多少拿多少，完不成扣钱。他发现，只要把责任压到个人头上，效率就能蹿起来。这套逻辑被他悄悄带回了小岗，“田也能这么分”这个念头，像一颗钉子钉进他的脑子。
回村的过程并不体面。公社为了让他回来带生产，三次抬高“买工分”的数额，从每月十五元到一百元，硬生生把他逼回了老家。走进村口时，那位常年蹲在祠堂门口的老大爷递过半截旱烟，语气诚恳：“回来就好，带着大伙活下去。”一句话让严宏昌彻底下定决心。
分田不会一帆风顺。生产队合过两组、四组、八组，每一次都失败；外人说小岗穷在“窝里斗”，也并非全无道理。严宏昌心里明白，要让十几户口一起冒险，少不了会计严立学的算盘。这个三十出头的会计脑子活络，账算得清，平时敢顶领导的茬。严宏昌找到他，直接开门见山：“愿不愿意一起干票大的？”严立学哈哈一笑，“我属马，野马闲不住，你只管说。”
密谈那晚，原本的议题是“明年怎么去外地要饭”，大家说得闷声叹气。严宏昌索性把桌子一拍：“要饭要到啥时候？不如分田到户，各家包干，收成归己，交够公粮就算功德圆满！”屋里炸开了锅，有人急得拍大腿，也有人嘀咕“出了事谁担”。严俊昌稳住场子：“出了事我顶着。”短短一句话，让犹豫的人沉默下来。犹豫两刻钟后，十八户一致同意。
严立学随手撕下儿子作业本的一页纸，写下契约：“我们把田地分到各家，粮食上交国家，余粮自留；若坐牢，由队长和副队长负责抚养大家的孩子。”字句不多，条理极清。随后一道道指印盖上，红得刺眼。严立学突然玩笑似地嘟囔：“枪打出头鸟，我就看公社的枪口准不准。”众人先是一怔，随即哄笑，紧张情绪在笑声中卸下了半截。
契约签完，长达数月的“潜伏”开始。那年冬天，小岗人几乎不进镇子，三更开犁、夜里收工。试想一下，若有人往公社打小报告，后果不堪设想。终于还是露了马脚。翌年春播刚完，公社把严俊昌叫去问话。起初他咬死“没有分田”四个字，最后撑不住，坦白了实情，被扣留四天。风声传来，小岗人心忐忑，可也只能等。层层上报以后，一直到1980年5月，这纸契约才算“合法化”。中央最终把小岗看作对农民包干到户的有益探索，一锤定音。
轰动全国的新闻电影《来自农村的报告》1983年到村里取材时，双方为契约原件争得脸红。导演拿着公社档案室调出的复印件采访严宏昌，他摇头：“会计那张缺细节，得补。”最后只得让十八户又按了一次手印。也正因这一插曲，今天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确为复印本，而不是最初那张作业纸。
如果故事到此嘎然而止，小岗村应当成为富裕样板。然而事实并不美好。到2004年，不少媒体记者赶来采访，发现村貌仍旧凋敝。有同行摇头：“小岗是政治意义的成功，不是经济意义的。”这话虽尖刻，却指向一个尴尬现实——联产承包解决的是“粮食能不能吃饱”，至于“能否快速致富”，必须依靠后续产业、市场、交通等多重条件。华西、南街、大邱庄的集体化发展路径与小岗的单干模式各有胜负，不能简单评断谁对谁错。
造成落差的因素极复杂。首先，小岗原始家底薄，三面环丘陵，土地贫瘠。其次，人才外流严重，严宏昌之后，能拉项目、懂市场的人少。再者，一旦户与户之间松散经营，想在规模农业或村级工业上形成合力，难度陡增。1985年以后，中央政策已允许股份合作、龙头企业，但小岗错过了最佳窗口。同一时期，华西村借南方开放之机办乡镇企业，“人均千元入股”，资本迅速积累。南街村则靠近陇海铁路，物流便捷。比较之下，小岗地理和交通条件弱势显而易见。
当然，“大包干”带来的象征意义依旧厚重。它打破僵化模式，给后来的《农业经济责任制条例》提供了实验案例。更重要的是，十八户人家在最险峻的时刻敢于自救，这股精神鼓舞了亿万农民。从这个视角看，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三人都当得起“领头羊”。他们在纸上按下的红手印，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那个大时代按下的。
多年以后，采访者问严宏昌：“若回到1978年，那一晚还会签字吗？”他答得干脆：“还签，不犹豫。”短短五个字，浓缩了那段岁月全部的重量与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