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二零零二年的江苏兴化，一场久违的家宴正在热闹地进行。
推杯换盏间，一位从台湾回乡探亲的七旬老人喝得有些高了。酒精在血管里奔涌，让他那根紧绷了半辈子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话匣子也随之打开。他开始讲起年轻时打仗的故事，讲那些枪林弹雨，讲那些冲锋陷阵的夜晚。
坐在一旁的女儿左晓蕾，原本是笑着听的，可听着听着，她的脸色变了。
父亲嘴里蹦出的那些部队番号、长官名字，甚至是一些行军的黑话，怎么听都不像是那个在台湾领了半辈子退休金的“国军”老兵该有的。那些细节太真实，也太陌生，完全颠覆了她对父亲前半生的认知。
女儿忍不住打断了父亲的兴致，当着满桌亲戚的面，问了一句让他瞬间醒酒的话。
她问父亲，是不是其实一直都是共产党那边的兵。
这句话像是一记惊雷，瞬间炸散了老人的醉意。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反应，让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惊慌失措。他意识到自己犯了大忌，那个被他嚼碎了吞进肚子里、烂在心肠里五十多年的秘密，竟然在这一刻见了光。
02
这个秘密的源头，得追溯到一九四二年。
那年左智超才十二岁，家里穷得叮当响。母亲费劲巴拉种了两筐小白菜，指望儿子挑到街上卖了换点米。结果刚卸下担子，就碰上了一队汪伪政权的士兵。这帮兵痞子不仅抢了白菜不给钱，还想把人扣下来当壮丁。
小孩子脾气倔，左智超当场就吼了起来，说要是敢不放他回家，等哪天有了枪，第一个就回来算账。这股子狠劲儿把兵痞子都给震住了，骂骂咧咧地把他轰回了家。
也就是从那天起，一颗种子在少年心里种下了。第二年，新四军来了兴化，十三岁的左智超二话没说，投奔了这支能治那帮祸害的队伍。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从兴化打到徐州，又从徐州打到南京，身上的伤疤就是他的军功章。
03
时间来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十月。
大军横扫东南沿海，左智超所在的部队接到了那个改写无数人命运的命令——攻打金门。
十月二十四号晚上，海风凛冽。左智超和战友们挤在征集来的小木船上，向着金门进发。船小浪大，很多人吐得昏天黑地，但枪声一响，所有人还是像猛虎一样扑向了海滩。
那是一场惨烈至极的战斗。
左智超有着老兵特有的生存智慧。他能听出枪声的节奏，敌人一开火，他就顺势在沙滩上刨坑装死；枪声一停，他爬起来就冲。靠着这套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本事，他在毫无遮挡的滩头阵地上活了下来。
但是，孤军深入，后援断绝，弹尽粮绝是迟早的事。
十月二十七号，左智超躲在一个掩体后面，看着四周渐渐围上来的国民党士兵，他知道最后的时候到了。
他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他解开腰上的绑带，掏出一双崭新的布鞋穿在脚上。那是几个月前母亲亲手纳的，他一直舍不得穿，想着胜利了再穿回家。现在看来，再不穿就没机会了。
穿好鞋，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红色的党员证。没有犹豫，他把证件撕得粉碎，一把塞进嘴里，硬生生地干咽了下去。纸片划过喉咙，生疼，但他心里踏实了。
他闭上眼，等着最后一颗子弹。
04
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国民党没有开枪，而是把他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当作战俘抓了起来，塞进了一艘开往台湾的大船。
上船前的搜身极其严格。战友们藏在鞋底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家书照片，统统被搜走。唯独左智超，那一纸证明他身份的党证已经化作了他身体的一部分，那双新布鞋也正大光明地穿在脚上。
他像一个最普通的“壮丁”一样，赤条条地被押到了台湾。
到了那边，才是噩梦的开始。
被编入国军后，最可怕的不是训练，而是无休止的甄别和“谈话”。负责政审的人总会冷不丁地找你闲聊，问你对局势的看法，问你以前在大陆干什么。
左智超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一个被抓来的倒霉蛋。白天他能绷住神经，可到了晚上，恐惧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
他不敢睡觉，怕说梦话。怕那句“冲啊”，怕那句“我是共产党员”在梦呓中脱口而出。
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他找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喝酒。把自己灌醉，灌到不省人事，灌到大脑一片空白，这样就没有梦，也没有破绽。
这种日子，他一过就是几十年。
05
直到二零零二年那场家宴。
当女儿问出那句“你是共产党的兵吗”的时候，旁边知情的外甥赶紧打圆场，说听母亲讲过，舅舅以前确实是新四军。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左智超点了点头。
这一个点头，重若千钧。女儿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缠着他问东问西。可左智超却又不说话了。那种恐惧已经深入骨髓，哪怕回到了家乡，哪怕面对的是亲生骨肉，他依然不敢多说一个字。
二零零八年，台湾眷村要拆迁。为了留住这段历史，有人发起拍摄老兵纪录片的计划。女儿想给父亲报名，左智超的第一反应是拒绝。
他不想惹麻烦，只想安安静静地走完剩下的路。但在女儿的软磨硬泡下，七十八岁的他终于松口了，条件是：片子内容必须经过他同意才能放。
那几个月，儿女陪着他重走了一遍金门。站在当年的战场上，看着那片曾经染红的海滩，老人的心里翻江倒海。
可当看到样片里，女儿把他当新四军的那段经历剪进去时，左智超勃然大怒。
他狠狠地拍着桌子，冲着女儿吼道：“我现在还活着，有些事情还不能公开！我还没死，好多事都不能说！”
女儿不理解，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可女儿哪里知道，对于父亲来说，那个年代从来没有过去。那张被吞进肚子里的党员证，不仅仅是一张纸，那是他一辈子的信仰，也是他背负了一辈子的枷锁。
06
二零一一年，八十一岁的左智超在台北走完了他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晚年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本来是兄弟，因为穿上了不同的制服，双方却杀红了眼，心疼啊！”
临终前，女儿问他后事的安排。这位在海岛上望了半辈子乡的老人说：“金门的那片海水，挡了我半辈子的路，我不希望你把我的骨灰撒到海里。”
他怕了那片海，他想回家，回那个脚踏实地的家。
二零一二年清明节前夕，女儿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江苏兴化，把他埋进了祖坟。
那个离家七十年的游子，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