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
我是怎样成为理论的“粉丝”的？
作者 |周晓虹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原文 |
虽说这是我第一次撰写“手记”，但我感觉并不陌生，因为我径直将它视为一项研究或一本著作的“后记”或“跋”。我知道，编辑部和责任编辑何钧力希望我写一篇手记的目的，是想让同行尤其是年轻的研究者们能够获得文章以外的更多信息，或者说通过“旁门左道”看到作者学术历程的若干侧面而不单是呈现在论文中的单调正面：这其中既包括精神上的自得，当然也少不了成长中的困窘。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逻辑——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然建构与应然方向》刊于《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考虑到这是一篇理论文章，所以我想谈谈“我是怎样成为理论的‘粉丝’的”，也可以说“枯燥的理论是怎样俘获我的”。当然，我成为理论的“粉丝”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它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时光隧道，其中有几个纵横交错的路口。单就我对理论的兴趣而言，这几个路口无疑都应该插上醒目的路标，它们串联起来就是我大半的生命史轨迹。
路标1：我对理论的兴趣始于中学时代
我成为理论的“粉丝”所途径的第一个路口，是20世纪70年代的高中时代。记得在中学读书时，因为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班主任龙传贤先生善于势利导，我们那个地处城郊结合部的中学，一时间竟聚集起七八位志同道合者，其中几位同学的父母在无线电工业学校（后来组建成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任教，另外几位主要是空军大院的子弟。一开始，我虽对数理化和无线电有浓厚的兴趣，但语文和政治两科的成绩从不出众。我1972年开始上高中时，空十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内部上演了样板戏《杜鹃山》，而我因为照猫画虎地写了篇观后感并获得语文老师的褒奖，陡然生发出对文学的兴趣，写文章也开始越来越有感觉，高三时自己还办了一份主要依赖自己供稿、号称“定期出版”的文学刊物。
在文学兴趣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我因为到处找书看，就和邻班同学魏献文成了朋友。献文的父亲颇有旧学功底，原任空军气象学院院务部部长，家里有几柜子理论、文学和历史书籍，但“文革”中被气象学院的造反派逼得走投无路，选择了“自绝于人民”。如此，受其他孩子欺辱和孤立的献文十分珍惜和我的友谊，我也因此获得了丰富的图书资源。一次，我不经意间从献文家拿了本诗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错当文学书籍借回家翻阅。尽管1945年成书时郭沫若对先秦哲学所持的“尊儒反法”的基本主张，与此时伟大领袖的观点相左，但在1974年由“批林批孔”转成“评法批儒”的那场运动中，我提及先秦诸子和黄老哲学的字眼，还是把政治课老师惊得不轻。
少时的自得，与老师的欣赏甚至一个肯定的眼神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我对文学和理论的兴趣最初都由此而生，当然这些兴趣接下来又在与同学的论辩或切磋中获得了持续的加持。不自主地，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一回家我就会翻阅父亲当时发下来的规定党内中高级干部必读的理论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六本书。
路标2：上山下乡与我的青葱岁月
开始因为老师的鼓励，后来因为兴趣，等我高中毕业下乡整理行装时，想都没想，就将这六本“天书”、毛泽东撰写序言和批注的三卷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当时还可以买到的唐宋诗词打进行囊，并且在乡下努力改造世界观之余还真的装模作样苦读过。那时的乡下不比现在，不仅白天要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整天下来常常累得前胸贴后背，而且村里没有电灯，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前读上两三个小时书，如果打喷嚏，连流出的鼻涕都是黑的。
前两年采集并编辑《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时我发现，我们那一代“知青社会学人”在下乡插队或在工厂做工时爱上理论的比比皆是。李路路读马列时，“不仅为其阐释的道理而折服，而且为那种激情、雄辩、逻辑所俘虏”，那痴迷的情形用我这篇手记的标题同样恰如其分；沈原更是除了“六本书”以外，还读了大量的内部理论参考书即俗称的“灰皮书”；周雪光也因为无书可读，下功夫读了“那时提倡阅读的马列‘六本书’”，以致后来考上复旦国政系，其对马列著作的熟悉程度令一众同学刮目相看。
路标3：我成了南医校园里的另类景观
我成为理论“粉丝”途径的第三个路口是大学时代。不过，因为1977年参加高考时没有考文科，考的是医学系，所以我的本科读得阴错阳差。本来，我的理想是考中文系或者哲学系，但是因为我中学时代的班主任龙传贤先生一生贫病潦倒，这一事实刺痛了我，我当时发誓什么学校都可以上，就是不去师范学院。换句话说，这辈子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当中小学教师！如此一来，考虑到如果选文科考不上招生数量有限的综合性大学就只能去师范学院，所以我天真地决定学鲁迅或郭沫若，“曲线救国”——由医学抵达文学，报考医学院。等上了医学院才发现功课“压力山大”，但我又不甘心放弃文学，所以在南京医学院读书的最初两年主要精力被用来对付《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那些砖头一样厚的教材，课余的时间则都用于撰写“伤痕文学”。在前几年纪念入学40周年聚会时，几位医学院的同学还记得帮我抄写过小说。
这样一种与医学渐行渐远的态势，最终导致了我与医学的揖别。为了学文科，准确说为了能够有时间写小说，我学完医学的基础课后转入本校马列师资班学哲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要用两年补完四年的课，我其实再也没有时间写小说。在原先医学系的同学都开始抱着《内科学》《外科学》苦读时，我又重新拾起《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成为局促的校园里扎眼的另类景观，当然也再一次经历了理论的淬炼。
路标4：在Widener与理论再度邂逅
考上南开大学读研究生后，与理论或者说社会学理论自然有过交集，但因为我当时醉心于社会心理学，所以并没有在美籍华人蔡文辉先生开设的理论课上花过多少时间。我与理论的再次邂逅，或者说我成为理论“粉丝”途径的第四个路口，是博士毕业后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
本来，1992年我开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中国的现实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9年，导师蔡少卿先生联系了他的老朋友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推荐我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因为去前我刚刚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到哈佛的前两个月又利用同一批资料写成《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一文，所以一时间没有什么急迫的任务，就注意到哈佛大学闻名遐迩的Widener图书馆和本科生的Lemont图书馆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已出版的社会学理论文献，脑子里倏地就产生了撰写一部三卷本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想法。
上述想法随即因为结识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傅高义（Ezra F. Vogel）两位教授而迅速膨胀起来。贝尔教授鼎鼎大名，他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两书在中国社会学界无人不晓，此前我虽不专攻理论，但这些书总是读过的；傅高义教授虽然擅长的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研究，很早就出版了《日本中产阶级》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后来更是以《邓小平时代》名标青史，但他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那会正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掌舵，任教期间又逢霍曼斯（George Homans）“复辟”，所以对哈佛社会学的正史和野史都了如指掌。
我对理论的兴趣受到两位教授的鼓励，贝尔送给我一堆签名本，傅高义则借给我一本介绍帕森斯的著作。自得的是，我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写出了后来广受好评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的第一卷“经典贡献”，其中受到推崇的是从宏观—微观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两对理想类型入手，将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划分为四大范式；窘迫的是，回国之后一者因为文献难得、二者因为诸事缠身，迄今我也没有完成这部著作的二三两卷，被人在豆瓣上嘲讽“摊了一堆‘大饼’”。
路标5：将理论与历史并置
返回南京大学后，虽然我一直没有完成上述著作，但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研究成了我后来最重要的两个研究领域。我开设的课程除了继续保留了社会心理学（本科课程）外，增添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硕士课程）和当代中国研究（博士课程）。2018年，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的代际革命》一书出版后不久，我借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提供的资助，尝试着将理论与历史并置，推出“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的前半论域，基础是2000年后我围绕中国社会学史展开的若干研究，尤其是孙本文和费孝通两位先贤在社会学中国化方面做出的贡献；这一项目的后半主题，则是自2019年开始推进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当然，这两项研究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关联，比如一系列人物群像史中的社会学家口述史，就不单是当代中国社会学史的重要组成，也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我的理论诉求。
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完成于中国社会学重建40年的2019年，我们收集了丰富而鲜活的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口述史料，也为从理论上思考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重建提供了可能。我对这批口述史料的理论意义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所以《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书出版不久，《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与高玉炜合作）和《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两文就先后发表，它们讨论了时代如何塑造了知青社会学家，知青社会学家又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时代。
正是上述两文及其他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使我产生了进一步系统研究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话语叙事的想法，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篇《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逻辑》正是这一系列讨论必然会触碰的议题。显然，谈重建，除了重建的历史细节和叙事框架，不能回避其内在的建构逻辑。不过，一开始，我的讨论并没有伸得更远，还只限于谈清楚“实然逻辑”，一直到2025年5月24日应景天魁教授之邀去社会学所参加第二届“群学论坛”，我也没有将“应然方向”纳入自己的思考范围。不过，在那次研讨会上，以及在我与自己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举行的双周工作坊中，“重建之后”都是一个大家追问的隐形话题。
在实然建构中，我抽取了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三大向度，尽管不同的社会学家关注过不同的向度（比如，香港社会学家陈汉辉关注过“国家建构”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中的作用），但严格说来尚未有人系统地论述过由这三者共同构成的建构逻辑。在这三者之中，如果说社会需求是所有国家或社会在近代以来的变迁中呼唤社会学这一知识形态的根本动因（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那么国家形塑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学发展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前提，而西方影响则是一个原本落伍的东方国家在近代发展中所遭遇的必然现实。
从上述实然逻辑推向应然方向，还不仅是在时间向度上的自然延伸（它涉及对我们先前努力的审视和未来道路的探寻），而且跟如何将这一知识体系与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现代发展对接也密切相关。所以，从北京返回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通过“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为这一学科或知识形态找到应然方向。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他们对如何处理影响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内外部因素和如何看待传统的作用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使拙作最终呈现了为何要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的初步叙事。
我对理论的兴趣虽过于绵长，但还没有完结，除了已经摊出的“饼”（也可以叫“西饼”）还要烙出来外，讨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话语叙事这块饼现在也只烙了一半。不过，我知道要烙好一块饼除了火候就是耐心，而对我这样的年近古稀的人来说，激情褪去、才智耗尽，留下的唯一财富大概便是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