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什么要颁布《罪己诏》？
《罪己诏》是一种诏书，它不同于其他需要无条件执行的普通诏书，而是古代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或政权处于危难之时，自省或自我检讨的一种口谕或文书。
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卫皇后失宠。当时江充得到汉武帝信任，被重用。他与太子刘据及卫家有过节，于是借助巫师整事，在太子寝宫挖掘巫蛊，声称找到一个桐木人。太子刘据无法辩解，于是在公元前91年7月，假托君命捕杀江充，又发动门客士卒与丞相刘屈氂等在长安市集内交战。兵败后逃亡，被衙役发现围攻，最后被迫自杀。后来田千秋为太子刘据讼冤，汉武帝将江充家族灭族，建造了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来表达思念之情。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遭受的最惨痛打击。这场由猜忌引发的政治惨案，导致太子刘据、皇后卫子夫含冤而死，数万人牵连丧命。它彻底摧毁了汉武帝对权术与长生的幻想，使其陷入深切的政治危机与丧子之痛。这场家庭悲剧与国家动荡，让汉武帝开始反思治国策略。公元前89年，汉武帝颁布《罪己诏》，转变治国方略，“巫蛊之祸”是促使《罪己诏》颁布的直接导火索。
诏书直面既往政策失误，以轮台屯田之议为契机，深刻反思了连年对匈奴作战导致“重困老弱孤独”“扰劳天下”的弊端，否定了继续劳民伤财的扩张政策。通过回顾李广利伐匈奴的惨败，直言“朕之不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展现了汉武帝晚年对穷兵黩武政策的幡然醒悟。诏书承认严刑峻法、沉重赋役导致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为缓和矛盾、稳定政权，诏书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并调整政策，罢黜方士、减轻徭役、重视农耕，标志着汉朝统治政策从“外事四夷”“开边兴利”向“与民休息”的重大转变，为“昭宣中兴”奠定了政策基础。诏书语言质朴恳切，自责之情溢于言表，打破了帝王“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威形象，体现了古代帝王在治国实践中的自我修正能力，既是政治补救，也体现了古代君主“罪己”以顺应天意的传统。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雄主。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体现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开疆拓土上，他推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势力，设立刺史制度加强监察，并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多次出击匈奴，解除边患，开拓西域，奠定大一统基础。然而，频繁战争也导致财政枯竭和民生困苦。在思想文化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但也限制了学术自由，尤其迷信方术导致“巫蛊之祸”的发生。他既是开拓时代的强势帝王，其统治也暴露了专制皇权的残酷性。他的一生，堪称一个辉煌与阴影交织的矛盾集合体。
同时代的司马迁侧重批评他黩武政策，东汉的班固则赞赏他用儒术治国，而宋代的司马光更关注制度的得失。汉武帝的功过在不同维度上交织，使他成为极具争议的雄主。
附《罪己诏》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