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18日，合肥的天气凉得很快。清晨五点半，55岁的中学教师胡其昌在家门口摊开的《人民日报》上突然愣住——一篇署名“钱江”的回忆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胡底”的早期情报干部，原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胡其昌猛地意识到，这就是1933年离家再无音讯的大哥。
胡百昌1905年出生在舒城城关镇，一家七口，他排行老大。父亲经营米行，家境小康。1925年暑假，20岁的胡百昌离乡考入上海大学预科班，从此与家里书信渐少。亲友只知道他“在上海搞政治”，再无详情。
同年秋，胡百昌接触到共产党秘密情报网，后被介绍给李克农。那年李克农31岁，已在上海“民国调查科”暗中布点。很快，李克农、钱壮飞、胡百昌三人被称为“龙潭三杰”，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部形成一条专为党中央输送情报的隐秘通道。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翌日凌晨，钱壮飞利用徐恩曾的密码本，把警报传向上海。李克农随即报告党中央，同一份电文也发往天津的胡百昌。短短数小时，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核心领导悉数脱险。史料后来评价：“若情报迟到半日，后果不堪设想。”
身份暴露后，三人被秘密转送瑞金。1932年，中央苏区第一次评选模范工作人员，胡百昌名列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军号还是新换的。由于年轻、思维活络，他同时兼任保卫局教育股负责人，常给警卫班战士讲课，口袋里揣着半截粉笔，随时在树干上画敌情示意图。战士们觉得他像大哥哥，私下仍喊“胡老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胡百昌随队踏上长征，负责侦察兼执行部事务。一路上，他带人破译国民党军电报，拆除跳雷，甚至在金沙江渡口辨认出伪装炮位，为指挥部避开伏击赢得宝贵两小时。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动向此时显露。胡百昌看不惯，背后嘀咕：“像个法西斯。”有一次会议上他忍不住小声插句，恰被张国焘卫士听见。刘伯承暗暗皱眉，小声提醒：“现在局势复杂，话要收住。”胡百昌笑：“怕什么？”这两句低声对话后来被不少回忆录保留下来，短短十几个字，却映出局势的紧张。
9月过草地时，胡百昌误食毒蘑菇，连日高烧，时有呓语。张国焘借题发挥，下令将他与“李克农系”列为“可疑人员”。胡百昌的坐骑、勤务员被剥夺，他只能拖着沉重被包跟在队尾。红五军后卫多次把他捞回来，欧阳毅看不下去，求朱德、刘伯承将他暂留军部静养，两位首长同意，可消息旋即被曾传六探得，胡百昌还是被带走。
10月初，部队行至川西松岗。张国焘密令直属警卫营在斯达坝西侧一片冷杉林处“就地正法”。枪响很轻，雨下得很大，执行者只留下一行字：“特务，枪毙。”那天，胡百昌刚满30岁。
枪声传到后方，许多人以为又是“清理整顿”，并未多问。朱德、刘伯承内心却是沉甸甸。刘伯承事后叹息：“这孩子太直。”留队的李克农当即写下密报塞进自己缝衣暗袋，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缄默不发。
1945年4月，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死难烈士英名录》第一次出现“胡底”三字。由于仍属绝密，没有对外公开，他的家乡依旧无从知晓。
1955年9月，人民大会堂授衔。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周恩来在后台拍拍他的肩膀：“这是给地下战线所有牺牲同志的军衔。”晚会散后，李克农回到宿舍，一连写了三封信，分别提到钱壮飞、胡底，却全都锁进保险柜，从未寄出。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病逝。四天后，中山堂公祭，周恩来在悼词中郑重补上一句：“同为革命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对保卫党中央做出卓越贡献。”不少与会老干部才第一次听到“胡底”全名。
直到1979年，钱江追怀父亲旧事，那篇文章才将胡百昌原名、籍贯公布。胡其昌给钱江写了整整八页信纸，请求确认。两个月后，钱江回信附带一张父亲与胡百昌1933年合影，照片背面标注“兄弟同心”，证据确凿。
1980年12月8日，民政部致函安徽省民政厅，要求为胡百昌补建烈士档案，追授“革命烈士”称号，并通知家属。1981年春节前夕，舒城县民政局将烈士证书送到胡家老宅，胡父已不在人世，胡其昌捧着证书，在堂屋檀木桌前放上三炷香，长跪不起。
李克农当年说过一句话：“情报战线的荣誉，往往要用沉默来保护。”胡百昌沉默了44年，兄弟才知道他真正的事业。许多年后，舒城县烈士陵园新建纪念墙，墙面右下角刻着“胡底”两字。游客很少注意，然而在那段晦暗岁月里，“龙潭三杰”留下的电波和暗号，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胡底的故事就此尘埃落定，那张泛黄的《人民日报》依旧躺在胡其昌的抽屉里，报纸一角被翻得起了毛边，却无人舍得用胶带去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