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3年冬天，紫禁城里锣鼓喧天，大家都等着领赏。
但在福州总督府，有个老人快吓尿了。
不仅没赏赐，户部还扔给他一张欠条：亏空官银四万七千两。
没人能想到，这位刚帮康熙拼好大清版图的功臣，保命全靠床头两本发黄的烂账。
这事儿在清朝官场简直是个异数，这哪里是论功行赏，分明是卸磨杀驴。
大清的官，多的是想方设法从国库里捞钱的，唯独这个姚启圣，是个拼了命往国库里“贴钱”的主儿。
这人路子野的很。
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福建乱成一锅粥，本来是个落第书生的姚启圣，看着局势不仅不跑，反而嗅到了机会。
他干了一件那个年代没人敢干的事：变卖家产。
他把自家的田产、房契、甚至祖宅都卖了，凑了一大笔现银，招募了几百个亡命徒，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去投奔康亲王。
别人当官是为了发财，他是散尽家财为了当官。
但这笔“天使轮”投资他赌赢了，靠着这股狠劲和自己掏腰包养出来的精兵，他一路从布衣杀到了福建总督的位置。
但当上了封疆大吏，真正的噩梦才刚开始。
当时的台海局势是个死结：郑氏政权再对面死守，清军在岸边干瞪眼。
朝廷为了困死对面搞“迁界禁海”，结果对面没饿死，沿海的老百姓先活不下去了。
姚启圣心里清楚，光靠打是打不下来的，得靠“买”。
他在福州搞了个“修来馆”，说白了就是个高薪挖墙脚的机构。
只要对面的士兵肯投降，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大头兵，来了就给银子，给地种，还给安排工作。
这笔钱从哪出？
户部拨的那点款连塞牙缝都不够。
姚启圣二话不说，又开始掏自家的腰包。
据后来统计，光是安置投诚人员和买情报，他就填进去十几万两白银。
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砸，硬生生把对面郑氏集团的人心给买空了。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金元攻势”吗？
等到康熙下决心要武力收台的时候，姚启圣又做了一个不仅掏钱还“掏心”的决定——他举荐了施琅。
这在官场上其实是大忌，施琅是个猛将，一旦上位，军权肯定要从姚启圣手里分走。
但姚启圣为了大局，楞是把这个曾经跟自己有过节的人推了上去。
结果正如他所料，施琅一拿到兵权，立马翻脸不认人，把姚启圣从前线指挥的位置上挤了下来，让他变成了搞后勤的“粮台”。
所有的仗是施琅打的，所有的功是施琅领的，而所有的钱，却是姚启圣垫的。
施琅在澎湖大捷，风光无限地接受郑克塽投降时，姚启圣正在福州为了凑造船的尾款愁白了头。
更讽刺的是，大功告成之日，就是清算之时。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回归，举国欢腾。
施琅被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风光无两。
而姚启圣等来的却是御史的一本奏折，弹劾他在修造战船时“虚报冒领”，要求他赔偿朝廷四万七千两白银。
这时候的姚启圣，家底早就为了国家掏空了，哪里还拿得出这笔巨款？
他在极度的愤懑和惊恐中病倒，临死前，他看着家徒四壁的总督府，深知自己一旦闭眼，背着贪污罪名的儿孙不仅要变卖妻女还债，还可能人头落地。
用商人的眼光投资战争，他赢了天下，却输给了人性。
就在朝廷的追债官差逼上门，准备查抄姚家的时候，姚启圣的儿子姚仪，流着泪搬出了父亲留下的最后遗产——两本账册。
这一幕，堪称清代官场最打脸的时刻。
两本账一对照，真相大白于天下：那四万七千两根本不是虚报，而是姚启圣为了赶工期，自己先垫付进去的救命钱！
不仅如此，算总账的话，朝廷反而还欠着姚家十几万两银子的“垫付款”。
真相是查清了，但结局却更加令人唏嘘。
康熙皇帝看完这两本血泪账册，沉默良久，最后下了一道旨意：免除姚家的追偿，不再追究那四万七千两。
仅此而已。
没有追封，没有平反，更没有归还姚家垫付的那十几万两银子。
对于帝王来说，姚启圣虽然清白，但他太“能”了。
一个在地方上一呼百应、能自己掏钱养兵、还能收买人心的汉人总督，即便死了，影响力也必须被抹除。
不追究是给面子，不封赏是政治手段。
这两本发黄的账册，狠狠抽了朝廷一记耳光。
姚启圣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个时候才明白，功劳太大了是罪，太有钱了是罪，太得人心更是死罪。
那两本账册保住了他家族的性命，却保不住这位收台第一功臣身后的寂寞凄凉。
直到今天，当我们谈起收复台湾，大多只知施琅的坚船利炮，却鲜少有人记得，在那片波涛汹涌的海峡背后，曾有一个老人，默默地烧光了自己最后一枚铜板。
他死的时候六十岁，身后除了那个虚名，家里连办丧事的钱都凑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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