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一杯茶的分量，比一条枪要重得多。
1950年，风声鹤唳的香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就靠着一壶茶，顶住了一场要命的风暴。
与此同时，另一个更年轻的，正在九龙的夜色里，连滚带爬地为了一条活路奔命。
他们俩，一个叫何遂，一个叫万景光，都因为台北抓了一个叫吴石的人，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吴石，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军衔，挂在胸前的勋章能晃花人的眼。
可他真正的身份，是代号“密使一号”的潜伏者。
他倒了，整个南方的地下情报网，就像被捅穿了一个大窟窿，冷风飕飕地往里灌。
消息传到香港，不是通过电报，也不是通过电话，而是通过一个眼神，一句再平常不过的接头暗语，突然就没了下文。
对于万景光这样的人来说，这就等于听见了死神的脚步声。
那天晚上，香港的空气又湿又黏，像一块甩不掉的热毛巾糊在人脸上。
万景光待在自己那间租来的小屋里，心里比这天气还憋闷。
信使下午来过，就说了一句：“吴石先生那边，联络中断了。”
然后就走了，消失在人潮里。
“中断了”，这三个字，比枪声还吓人。
万景光知道，完了。
上线没了，意味着自己这条线上的所有人，都成了明晃晃的靶子，随时可能被人从暗处一枪撂倒。
他没有哭，也顾不上难受。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东西必须毁掉。
他从床板夹层里摸出一张薄纸，那上面画的，是吴石拼了命才弄出来的台湾几个主要军用机场的部署图。
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关系着未来渡海作战的成败，也浸透着吴石的心血。
他划着洋火，手抖得厉害，连划三根才把煤炉点着。
火苗“呼”地一下窜起来，他把那张纸丢了进去。
纸片卷曲、变黄、化成黑色的灰烬。
火星子溅到他手上，烫出了一个泡，他连看都没看一眼。
接着是那本暗号本，封面都磨得起了毛边。
这本子是他和吴石在上海分别前一起定的，上面画着各种记号，“圆圈代表十万火急”、“三角意味着情况有变”。
他一页一页地撕，撕到最后一页，上面有吴石亲手写下的两个字：保重。
他的手指在那两个字上停了很久，最后还是一咬牙，把它也送进了火里。
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收音机。
这不是普通的收音机，是他亲手改装的，拧到某个特定的频率，就能接收到北边传来的指令。
他找不到螺丝刀，就用牙咬，用手掰，满嘴都是铁锈味儿。
他把拆下来的零件用破布包成几小包，分三次扔进马桶，然后猛按冲水阀。
那“哗啦啦”的水声，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他生怕惊动了楼下那几个总在附近晃悠的“生意人”。
他知道，那些人就是冲着他来的。
凌晨三点，万景光背着一个破帆布包，跑向维多利亚港的码头。
包里就两件换洗的汗衫，连刮胡刀都忘了拿。
他心里琢磨着，命都快没了，还要那张脸干嘛。
他花了身上最后的钱，混上了一艘准备开往澳门的运糖船。
船离开码头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香港，岸上的灯火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晕。
他对着那片光晕，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音量说：“吴先生，东西我处理干净了，没给您丢人。”
船到了公海，颠得厉害。
他从包里摸出一个又冷又硬的馒头，刚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他想起吴石最后托人带给他的话：“等仗打完了，我想回福建老家，喝一喝家乡的武夷岩茶。”
茶是喝不成了。
万景光一边流泪，一边大口地啃着馒头。
他得活下去，带着吴石的那份念想活下去。
就在万景光在海上和风浪搏斗的时候，香港中环的一家茶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何遂，六十出头的年纪，头发花白，穿着一身得体的长衫，正悠闲地品着一壶雨前龙井。
他面前的桌上，摆着几份当天的报纸。
他看得很慢，偶尔端起茶杯呷一口，神态安详得就像一个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普通老头。
但他不是。
他是国民党前陆军中将，参加过北伐，指挥过抗战，是吴石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吴石在南方的单线联系人。
吴石一出事，他就是保密局最想抓到的那条“大鱼”。
按理说，他应该第一个跑。
可他没跑。
他不但没跑，还像往常一样，每天雷打不动地来这家“莲香楼”喝早茶。
他知道有人在盯着他，他也知道那些人迟早会找上门。
果然，两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他们径直走到何遂的桌前，其中一个拉开椅子，皮笑肉不笑地说：“何老先生，好雅兴啊。”
何遂像是才看见他们，抬起头，热情地招呼道：“哦，是你们啊，坐，坐！
别客气，尝尝这里的马蹄糕，正宗得很。”
他指了指报纸的头版，“看看，报上还在讲当年武汉会战的事。
想当年，我就是在罗店那边，带着弟兄们跟日本人死磕了七天七夜。
那炮弹，就像下雨一样…
两个特务对视一眼，显然没料到是这个开场。
他们本来准备了一肚子的问题，现在全被何遂这番话给堵了回去。
“何老先生，我们不是来听您讲古的，”另一个特务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吴石，您认识吧？”
何遂哈哈一笑，指着自己的脑袋：“人老了，记性不好。
吴石？
好像有点印象，是不是那个在福建打过仗的？
我们这些老家伙，跟现在这些当红的将军们可比不了喽。
来来来，喝茶，别让茶凉了。”
他把茶杯推到两人面前，自己又端起一杯，手稳稳的，连一滴茶水都没洒出来。
他从武汉会战讲到长沙大火，从军阀混战讲到抗日统一战线，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
那两个特务几次想把话题拉回来，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岔开了。
一个多钟头过去，他们愣是一句有用的信息都没问出来，反倒被灌了一耳朵的陈年旧事，脑子嗡嗡作响。
最后，两人只能悻悻地站起来：“何老先生，打扰了。
我们还有公事，先走一步。”
“慢走，不送！
有空再来听我聊啊！”
何遂挥挥手，又低头看起了报纸。
等特务走远了，茶楼的伙计才敢凑过来，小声问：“何老，您刚才那样，就不怕他们当场把您抓走？”
何遂吹了吹茶水的热气，轻声叹了口气：“怕有什么用？
我要是跑了，就等于告诉他们，我心里有鬼。
我不跑，他们反而摸不透。
更要紧的是，还有三个同志等着我联系，我必须留下来，给他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他之所以这么镇定，是因为他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949年福州解放后，他就把老婆孩子都送去了北京，自己一个人留在香港。
他说，万一出事，家里不能一锅端，总得留个根。
他用自己“前朝元老”的身份作掩护，就像在自己身边筑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这道墙，让敌人不敢轻易动手，也为身后的同志挡住了致命的子弹。
在吴石牺牲后的那段日子里，正是靠着何遂的“不走”，他成功掩护了另外三名重要的潜伏人员安全撤离了香港。
1950年底，香港的风声总算小了一些。
何遂办完了所有事，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了一个被体温捂得发热的小本子。
他把它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同志。
本子里，记着他所知道的、所有在台湾可以信任的人员名单。
很多年后，在北京的家里，何遂时常会拿出他和吴石的合影。
照片上的两个人，都还很年轻。
他指着照片上的吴石，对自己的儿女说：“记住这个人，他是英雄。
我这辈子，能有他这样一个朋友，没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