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淮海那片白茫茫的雪原上，几十万条人命在冰天雪地里等着一个结果。
包围圈里，国民党第二兵团的指挥部，外头是解放军越来越近的炮声和冲锋号，里头却飘出不着调的德国小曲儿。
兵团司令邱清泉，堂堂一个中将，正抱着个年轻女护士，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打着旋儿。
他的十几万大军，外面正一块块被啃掉，他的命，也在一分一秒地倒数。
他却在跳舞，一场给自己送终的舞。
这幕场景，简直像一出写砸了的戏。
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怎么会在最后的关头干出这种事？
这得从头说起，得把他这个人掰开来看。
邱清泉这个人，身上就像住了两个人。
一个是从浙江永嘉穷山沟里走出来，凭着一股狠劲考上黄埔，又被派去德国柏林陆军大学喝过洋墨水的读书人。
他翻译的德国军事操典，写的《教战》系列，是当年国民党军队里军官们的必读物，条条框框，严谨得像个机器。
另一个，却是个浑身痞气的“丘疯子”。
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敢跟教官拍桌子，在操场上跟同学一言不合就开练。
这两种拧巴的气质，在他身上搅和成一团。
他能提笔写旧体诗，词写得还挺有味道，一股子文人酸气；也能在枪林弹雨里，操着满嘴的脏话，拎着枪跟手下的小兵一起往上冲。
他手底下的人，对他又服又怕。
服他打仗是真有本事，怕他那说来就来的疯劲。
跟他平级的将官，大多瞧不上他那股粗野劲，觉得他不像个高级将领。
只有杜聿明，算是看透了他骨子里是块什么料，跟人说，这人虽然浑，但是个难得的将才。
这股“疯”劲，放在抗日战场上，那就是一把最快的刀。
要说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那得是1939年的昆仑关。
那时候他当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师长，对上的是日本的王牌，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
那一仗，邱清泉把他的“疯”劲使到了家。
他能三天三夜不闭眼，红着眼珠子在前沿阵地来回跑，哪儿的机枪哑了，他过去看；哪儿的炮位不对，他亲自去调。
通讯兵报告电话线被炸断了，他二话不说，自己带着人就顶着炮火上山去接线。
后方的参谋本部看他这么打，觉得他失心疯了，发电报骂他“精神失常”。
他对着电报就吼：“那就疯给你们看！”
那场仗，打得是真惨。
他的“疯”，在那时候不是胡来，是一种烧红了的铁水，是把所有人都豁出去的决心。
就靠着这股疯劲，他硬是啃下了昆仑关，还把日本第五师团的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给打死了。
“邱疯子”这个外号，原先是骂他的话，从昆仑关下来，就成了他的功劳簿。
可这枚功劳簿的背面，藏着他要命的毛病：他这个人，太把自己当回事，自尊心又脆得像层薄冰。
他能带着部队往死人堆里冲，却没法把自己从坏情绪里拔出来。
这种性格，换个时候可能不算啥，但在决定命运的解放战争里，成了砸死他的第一块大石头。
抗战一打完，邱清装迎来了他人生的又一个高点，当上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第五军的军长。
1946年内战开打，他带着部队在苏中、鲁南一带，确实打了几场顺风仗。
解放军那时候为了避免硬碰硬，保存实力，经常主动撤退。
这在邱清泉眼里，就成了对方不堪一击的证据。
几场胜仗打下来，他有点飘了。
他开始觉得自个儿天下无敌，开记者会的时候，指着地图吹牛，说：“共军逢‘五’不战”，意思是解放军一听他第五军的名号就吓得不敢打了。
这种狂妄，让他看东西走了样。
他不再是那个在地图前精打细算的德国留学生，倒像个活在自己吹出来的泡泡里的大明星。
现实的巴掌，扇过来总是又快又响。
1948年的豫东战役，把他的人生直接打了个对折。
他为了抢“收复”开封的头功，一个人带着部队往前猛冲，结果跟友军的配合出了大问题，被华东野战军抓住了空子，切成了几块。
他只能干瞪眼，看着区寿年兵团被解放军一口口吃掉，自己却被死死缠住，动弹不得。
这一败，像一记重锤，把他心里的那座神庙给砸塌了。
他第一次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对面的这支军队，已经不是他印象里那些打游击的土八路了。
人家的战术、组织、情报、还有那种不怕死的劲头，都强得可怕。
他那套引以为傲的德式打法，在人家的人民战争面前，就像把一把宝剑扔进了大海里，连个水花都见不着。
打完这场败仗，蒋介石气得不行，同僚们也趁机落井下石。
那个在昆仑关上天不怕地不怕的“邱疯子”不见了，换成了一个把自己关在帐篷里，整天不说话，就知道喝酒的闷葫芦。
他嘴里翻来覆去就念叨一句话：“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这话不光是在说战局，更是在说他自己，他心里的那根弦，彻底断了。
虽然心里已经烂成了一摊泥，但到了1948年10月，淮海战役的大幕拉开，他还是被推上了前台，当了第二兵团司令。
可这时候的他，就像一杆被拉满了弦好多天，已经松垮了的弓，再也射不出有力的箭了。
他的指挥变得一会儿急，一会儿慢，脾气也越来越大，看谁都像要害他。
11月份，他奉命去救被围的黄百韬兵团。
结果因为太想快点解围，一头扎进了粟裕预先给他准备好的口袋里。
等他反应过来，自己也从救人的人，变成了等着人来救的被困者时，他的精神算是彻底完了。
在陈官庄被围起来的那四十多天，邱清泉已经不把自己当个将军了。
他不看地图，不想着怎么突围，也不去前线给士兵打气，反而迷上了算命看相。
他听说部队要去一个叫“商丘”的地方，就觉得谐音“伤邱”，不吉利，烦躁得不行；看见指挥所院子里有棵树被房子四面围着，就说这是个“困”字，长叹一口气说“我邱清泉，命该如此”。
心里的害怕和没指望，变成了外头的残忍和荒唐。
他搞了个“督战队”，下令只要看见往后退的官兵，不问缘由，当场枪毙。
他想用血来稳住已经散了的军心，可那时候，士兵们整连整营地跑路、投降，早就不是杀几个人能管得住的了。
当他觉得现实里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之后，他就一头扎进了酒精和女人的麻醉里。
他把一个随军的女护士强行扣在身边，没日没夜地喝酒、听曲、跳舞。
就在那冰冷、潮湿的地下指挥所里，就在他手下十几万官兵挨饿受冻，眼巴巴等死的绝境里，他跳起了那场最后的舞。
那歌声和舞步，不是为了快活，更像是在给自己办一场活人的葬礼，是在嘲笑自己，也是在向命运认输。
就像他的参谋长李汉萍后来回忆的：“他彻底疯了。”
这回的“疯”，不再是昆仑关上那股杀敌的锐气，而是陈官庄里那碗要命的毒药。
1949年1月10日凌晨，解放军的总攻炮火把最后的防线也撕碎了。
邱清泉在一片乱军中，带着几个亲信往外跑。
他已经没有方向了，就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雪地里乱撞，直到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把他47年拧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后来听说，毛泽东知道他死了，考虑到他打过日本人，交代下面要“厚葬”。
淮海的雪，最终盖住了这个“疯子”的尸骨，也盖住了那段荒腔走板的最后舞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