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老板
1936年德沃耶茨接手之后，很快就将营业的重点从原先注重西点的咖啡馆转向餐厅和酒吧，店名也从起初的Cafe-Confectionery（咖啡甜点店）改为Cafe Restaurant（咖啡馆和餐厅），不过他真正的目标是将DD's办成一家新式夜总会：有餐饮服务，有酒，有舞池，还有晚上的歌舞表演。
二十年代以后霞飞路俄国餐厅晚上的卡巴莱表演相当有名，也很受顾客欢迎。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很多卡巴莱实际上已经成了舞厅，因此就有一些餐馆想要更新成为华丽时髦的新式夜总会，DD's是其中的佼佼者，另外如稍晚两年改建的新都饭店也是典型代表。新都位于南京路新新百货楼上，相比DD's规模大得多，除了全天候供应广东菜，还有弹簧舞池和菲律宾乐队，店内特意设玻璃电台，除了播音也方便顾客现场欣赏表演。
DD's只有两间门面、两层楼，而且主营俄国菜，自然和新都大不相同，但两家都是三十年代后期将餐厅打造成为新式夜总会的成功范例。DD's搬到815号的时候重新整修了店铺，还装上了冷气，这在1936年时相当超前，自此每到盛夏DD's连白天都经常满座。1937年7月，在原先的晚间歌舞表演之外新辟了舞池，请来全新的乐队演奏，这种新式夜总会风格很受顾客欢迎。1938年初又增设了下午5-7点的茶舞，年中一度改名为D.D.'s Night Club（夜总会）。
DD's夜总会的宣传图
1939年5月，《大陆报》登出一篇报道，说德沃耶茨虽然一再否认，但很可能他已经将DD's转手，并且卖了个好价钱。DD's是很受关注的名店，很多人并不以德沃耶茨此举为然，报纸也提到了他正在考虑去美国旅行。这篇报道显然有可靠的信息来源，7月的《行名录》虽然依旧著录了德沃耶茨和DD's，但是街道名录中他居住的盖世康公寓77号已经换了住户，应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德沃耶茨将DD's卖掉，之后去了美国。
新业主之一的杰克·拉莱（Jack Riley）和DD's此前已有渊源，从开业初店铺楼下就放着吃角子老虎机，这种简单易操作的赌博机器在上海相当风行，而且利润丰厚，因此很多店铺都愿意租设机器，既可以招徕顾客，利润所得还能和机器所有者分成。杰克·拉莱做的就是老虎机的生意。坊间有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拉莱是将老虎机引进上海的人，这当然是错的，根据Carroll Alcott 1939年的文章所说，1929年1月，美国商人孙弗克（Sam Fircks）将这种赌博机器运到中国售卖，分布于北平天津汉口和上海。孙弗克的生意大获成功，不久离开了中国，老虎机则开始流行。上海的公共租界对此有比较严格的禁令，1930年还曾经下令老虎机所有者将辖区内所有机器搬离。不过法租界和华界就比较宽容，到了三十年代后期，很多舞厅旅店餐馆甚至点心铺都设有老虎机，法租界的老虎机基本保持在300架左右。
DD's楼下的机器可能是上海最出名的老虎机之一。盛佩玉这一时期跟着丈夫邵洵美去过DD's，她并不喜欢三十年代流行的霞飞路的俄国大菜，觉得烟熏味道太重，不过倒是记得DD's的饮料西点，印象最深的还是吃角子老虎：
我们到一家名为DD's的咖啡馆去，那里有各式蛋糕，我要了一杯可可奶油和一些蛋糕。这地方中国人去的不多，在那里我看到一只铁架上放着一只赌博机，机前是一块玻璃，里面是卷筒纸上画着三行不同的水果，要玩的话必须先向店里买一些角子样的筹码，筹码投入穴中才可开动机器，如果机器转动停下时三行水果都是橘子，则机器中积着的钱会全部倾出来给你，则是运气好赢了！如果都是柠檬，则只出来六只角子，而大多数时候，三行的水果都不同，那就输了，钱被吃掉，所以听人家说这个赌博机器叫‘老虎机’。
她也试着玩了，一元钱换5只筹码，有一次开到了“末彩”——两只橘子一只柠檬，掉出来两只筹码，最后还是输了6角钱。另外如杨小佛、顾也鲁、张绪谔都在回忆文章里提到过DD's的老虎机，也都亲自玩过，只是时间更晚一点，大致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了。
1940年代报纸上关于跑马跑狗以及老虎机等赌博活动的漫画，余忘我作
杰克·拉莱就是当时上海的“吃角子老虎机大王”。他是美籍犹太人，曾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服刑，后来找机会逃出，辗转来到上海，依靠赌博技术积聚起最初的资本，之后便开始经营老虎机生意。到三十年代后期，拉莱已经是著名的老虎机大王，并且凭借财力买下了几间酒吧和餐厅，或者入股成为股东。DD's就是拉莱从德沃耶茨手中购买的，另一位股东则是法国人、前法公董局官员赖努齐尔（L. F. Lanuzel）。可能是考虑到公共租界禁赌的严格，拉莱的产业大多位于法租界，但他入股的另一家大西路（今延安西路）325号的法伦氏（Farren's）有点例外，这家著名的夜总会位于公共租界，而且配备了丰富的赌具。
1940年下半年，《密勒氏评论报》登出报道披露了拉莱的赌博活动，工部局致函美总领事要求调查。9月20日，拉莱被捕，罪名是在法伦氏夜总会和DD's摆设赌具。拉莱辩称自己拥有中国护照并非美国公民，美国在华法院的地区检察官助理理查森出示了证据，证明拉莱就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通缉犯Jonny Becker，二者指纹也完全一致。拉莱在交出2.5万美元（相当于法币46万多）的保释金后被暂时释放，他立即逃走。
这个案子在侨民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大陆报》和《上海泰晤士报》一直追踪报道。拉莱在生意之外还是业余棒球选手，社交生活也非常活跃，在侨民社会中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舆论觉得他有点冤枉，他逃走以后有三个月的时间踪迹全无，侨民中生出各种传说，报道对租界当局也有点幸灾乐祸。1941年3月他被再次抓捕，还有很多人想联名为他求情。最终他17项赌博罪名成立，被判押回美国服刑18个月。租界上兴旺的老虎机生意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不过对DD's来说，店堂中的老虎机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它的特色，只是股东再次发生了变化，根据《行名录》的记载，1941年初，原先的公司会计俄侨倍伦斯汀（I. J. Berenstein）成为新股东，并负责日常营业。
霞飞路DD's
1939-1941年间DD's的股权屡次变动，老板还被抓服刑，看起来波折不断，但营业始终发展顺利。拉莱接手以后DD's很快开出两家分店：静安寺路870号的西区分店和四川路319号的中区分店。后者主要为南京路附近的洋行职员提供午餐，前者则是一家标准的“咖啡馆”，靠近今泰兴路口，正位于南京西路的繁华地段。所以拉莱被审讯期间报纸上称他为“上海最阔绰的三爿DD's的老板”。有意思的是DD's的三家店铺其实和十年前克来孟的布局如出一辙，连店铺位置和业务范围都差不多。
霞飞路815号的DD's，1930年代后期
四川路319号的DD's分店，1939年左右
当然三家店中还是霞飞路DD's最重要，也最有名气。这家店从来都没有中文招牌，只挂着“DD's”，倒是南京西路分店门口挂着中文牌子“弟弟”，因此上海人称呼霞飞路店十分随意，最常用的是“弟弟斯”和“甜甜斯”（上海话发音几乎一样）。需要说明一下，德沃耶茨时期店铺名称是DD's，也就是D. Dvorjetz的店。既然已经成为名店，即使之后老板换过不止一次，这个店名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杨小佛后来说这个名字是Dearest Darling的意思是靠不住的，我推测最初可能来自四十年代年轻顾客的玩笑，那时候业主屡经更替，大家对于德沃耶茨这个名字已经不大知道了。
红圈处为813-5号的DD's以及林大坊2号的工厂，蓝框为795号文艺复兴和774号卡夫卡斯，1940年左右（图片经过处理）
1939年春夏颜惠庆住在上海，4月下旬美国电影《卖花女》（Pygmalion）在国泰上映，这部拍摄于1938年的电影根据萧伯纳剧本改编，非常卖座。颜惠庆带女儿去看的时候碰上影院客满，第二天再去，下午五点场依然客满，他们决定看晚上九点那场，“步行去D.D.”，当然是吃饭加等候，DD's就在国泰的斜对面。
1941年8-9月间，公共租界发生了一件很受关注的案子，时任美国驻华法庭代理执行官的泰特鲍姆因为涉嫌侵占罪被逮捕受审，他曾经是负责拉莱案的官员之一。审讯过程中揭出他有巨额负债，最重要的几笔分别是积欠法伦斯夜总会883元、国际饭店226元7角以及DD's的887元2角5分。这三家并列的店铺都是当时最时髦的餐厅和夜总会。
作家刘以鬯在上海出生长大，194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定居香港后仍然将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上海视为精神上的故乡。他的中篇小说《过去的日子》写的就是1941年的上海，细节很可能直接从自身经历取材。小说中男女主角5月31日上午参加完大学的毕业典礼，下午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两点半在静安寺路大华戏院（后来的新华电影院）看超长的电影《乱世佳人》，4个小时以后出来去街对面的绿杨邨吃扬州点心枣泥锅饼，接着去静安寺附近的百乐门跳舞喝饮料，到了晚上八点半在霞飞路DD's晚餐，各自点了烤小猪和串标牛柳。晚餐过后去附近的回力球场和逸园跑狗场看了几场比赛，到了十一点半，男主角提议去静安寺路大来饭店吃冻猪脚，女友拒绝了，于是转到霞飞路卡夫卡斯喝杯酒再回家。显然这对年轻人不仅精力充沛，还有着极好的胃口。
1943年春，荀慧生应邀到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他交游广阔，演出以外的时间大多接受上海朋友的宴请或者一起打麻将，4月16日晚上十一点半散戏，几个年轻时髦的朋友约他去“甜甜斯舞场宵夜、观跳舞”，一直到凌晨两点才回住所。
上述几则材料虽然角度完全不同，倒是都反映出DD's在人们心目中的定位。太平洋战争以前，DD's的顾客有相当一部分是外侨，1942年以后则以中国顾客为主，年轻的大学生尤其喜欢光顾。店里的女侍都是俄侨少女，这时的DD's主要还是一家西餐厅和夜总会，以俄式大菜著称，当然下午的咖啡馆也很有名，除了楼下老虎机难免有噪音，DD's公认是一家非常安静的餐厅，即使是晚上热闹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当时人说是幽静繁华兼而有之。
顾也鲁在四十年代是初成名的年轻演员，和同事租住在复兴中路。他多年后提起演艺圈中人很多都喜欢光顾DD's，尤其记得好友英茵1942年决定自杀殉情前还特意在DD's请他和同事喝咖啡的往事。杨小佛、黄裳、董乐山董鼎山兄弟四十年代都是大学生，晚年回忆中都经常提到当时出入DD's的情形，他们对于这一时期DD's的印象大多比较可靠。另外于伶也曾经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经常借咖啡馆见面或传递情报，DD's咖啡馆也是其中之一，他特别提到有一次潘汉年通过中间人约自己到DD's见面并交托密件。
抗战胜利后的DD's
抗战胜利后，由于大量美军进入上海，DD's又是热门餐厅，因此一度变得相当嘈杂，和附近的卡夫卡斯、文艺复兴一样，随着局势变化出现过一波繁荣景象。同时，旧日霞飞路金神父路口的这几家餐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上海流行了近二十年的俄式大菜不再有昔日的盛况，倒是下午的咖啡时刻和晚上的歌舞表演更有吸引力，文艺复兴在慢慢衰落，DD's和卡夫卡斯渐渐成为后来人更为熟知的“以情调胜”的“咖啡馆”，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地方，顾客大多是联袂出现的青年男女，单人来得很少。
四十年代后期的DD's门口有一个守门的印度人，一进店就看到放着巧克力糖和蛋糕的玻璃柜子，左边是一间光线明亮的咖啡室，通过一道著名美丽的螺旋式楼梯通往二楼。楼上的气氛与楼下完全不同，雅致富丽，四周是一圈火车座，中间设一座小巧的舞池，有五人乐队伴奏。当时人说像英国电影里的咖啡馆，安静、光线暗淡，空气中有摇曳的乐声。有时候还会看见一只灰白色的大猫。
DD's的咖啡香浓，“蛋糕细而有味”，二者都很出名，前者可以和飞达相比，价格甚至更贵一点，冰淇淋更是店里的特色。下午五点开始有乐队伴奏，晚上还有舞蹈表演。不过楼上楼下价格不一样，二楼所有的饮料食品都要比楼下贵20%，咖啡的价差更厉害，1946年下半年，楼下的咖啡800元，楼上要3500元。大家默认上楼主要是为了跳舞，如果单独来或者两个人来却只想喝咖啡，那肯定是楼下好。
渐渐的DD's在这一区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被称为“雍容华贵，自有一番气派”。当然价格也是最贵的，1948年卡夫卡斯的咖啡价格要比DD's低一半。战前和战争时期上海最时髦的咖啡馆大概是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的飞达，每天下午名人众多，到了1947-1948年左右飞达渐有衰相，DD's则取代了飞达原先的地位。1948年冬天，上海物价失控，各行业都不大景气，卡夫卡斯也缩减了店面，DD's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大家归因于老虎机的收入实在可观，撑起了DD's的营业额。天寒地冻的季节里，霞飞路上最受欢迎的咖啡馆还是DD's和新开不久的檀香山。
至于同样出名的南京西路“弟弟”，和总店风格稍有不同，有奶黄色墙面、奶黄色的沙发和座椅，桌子则是红色的，摆着鲜花。店里主要供应咖啡，和总店一样用外国女侍。沿着南京西路靠窗的位子阳光非常好，气氛安静。坊间流传的夏衍在上海时习惯到DD's写稿和见朋友，甚至有人称为“夏衍的会客厅”，都是指抗战胜利后的南京西路DD's，因为当时他就租住在咖啡馆旁边的重华新村。
1948年底，DD's的老板又惹上了一场官司，这次的原告是原先的合伙人。1941年初，拉莱被判刑离开中国以后，DD's的股权发生变化，新老板是原先公司会计倍伦斯汀，原先的另一位股东法国人赖努齐尔（L.F. Lanuzel）保持不变，由倍伦斯汀负责日常经营。根据《大陆报》的报道，两人合股维持到1945年。之后赖努齐尔退股，双方签署了一份解除合作关系的协议，倍伦斯汀需要向他支付6万美元。之后一切也都顺利，1947年初（同时的中文报纸报道是1946年的事），倍伦斯汀向赖努齐尔签下了9500美元的本票，约定日期偿还，但一再拖延未付，最终赖努齐尔提起诉讼要求还钱。这案子一目了然，倍伦斯汀也承认是他签的本票，所以法庭很快做出判决：倍伦斯汀还钱，另外还要加上利息。不过他还是没有还。于是赖努齐尔请求法院将两家DD's查封（当时还有霞飞路和南京西路两家）。1949年1月中DD's一度被封，不过这件事最终还是解决了，直到1952年9月，“淮海中路弟弟斯”依然在正常营业，并且不时在《亦报》上发布广告。
“淮海中路弟弟斯咖啡馆”广告，《亦报》1952年6月6日
我对倍伦斯汀的这场官司有个看法——也许还是跟拉莱有关。1941年的股权变更恐怕不好确定这是倍伦斯汀就此接手了拉莱的股份，还是作为拉莱的代理人。1946年2月，《新闻报》有一则报道《“吃角子老虎大王”返上海重操旧业》，提起拉莱的旧事，说他2月初已经回到上海，而且已经接管了他的DD's咖啡馆。3月份的《大美晚报》则报道拉莱卖掉了他在上海的商业利益（business interests in shanghai），计划回到加州退休。结合1948年底的诉讼内容，那么有可能倍伦斯汀1946或1947年的这笔款项和拉莱的出现有关。至于这是DD's的股权还是老虎机的分润，就很难说得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