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15日清晨，兰州军区值班室的电话突然响个不停，“中央决定，萧华同志即刻赴兰州报到。”话音落地，时任军区政委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冼恒汉愣在原地，脸色比西北的晨霜还冷。
挂断电话，他只问了一句：“是不是弄错了顺序？”对方答得干脆：“你抓地方，萧抓部队，先来后到不变。”短短几句，二十四年的军区政委生涯就此拐弯。
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916年10月出生的冼恒汉，17岁入闽西红军，转战陕北、太行、雁门关，伤疤遍布双臂。1949年解放兰州，他身先士卒，硬生生把国民党一个师从黄河西岸撕开。1955年授衔，中将，时年三十九岁，在西北大漠留下了一串串马蹄印。
12年里，他坐镇兰州军区政委岗位，既带兵，也种梧桐树，引来大批技术干部支援西北。大运动开始后，中央要求军队支左，很多大军区首长被推上地方。冼恒汉一句“组织叫干就干”，接过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主任两顶帽子，手里的望远镜却从此再没对准演兵场。
问题爆发在1968年。兰州铁路局几万职工闹派性，列车掉线、机车停摆，铁道部与地方互相推责。上边一句“甘肃地界的事先让省委处理”，冼恒汉就必须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承认“支一派压一派”选错了对象，但始终认为自己只是执行者。
1977年的北京会议成了分水岭。会上连批带斗，只字不提功劳，只问铁路局混乱。会场散了，他被告知立即免去一切军队、地方职务，留京待命。那一年，他六十一岁，行李只有一只旧帆布包，里面塞着一件灰呢军大衣。
待命的日子像无声沙漏。1980年冬，他在团结湖畔租房，每月膳食补助不到百元。老战友来看他，他晃晃手里的公交月票，调侃道：“堂堂军区政委，现在靠三分钱走天下。”众人无语。
1982年初春，兰州军区发电请求他回兰州“说明问题”。冼恒汉以为尘埃落定，没料到一到驻地就被“组织审查”并限制出行。心理落差过大，前脚踏进会议室，后脚就因心梗被抬进总医院。
当年7月，总政正式文件下达：冼恒汉退出现役，师级待遇，每月200元，同时限期搬出公寓。如逾期不搬，将断水断电。
那是一处老式砖木楼，墙体干裂。搬到哪儿？单位没安排。水停了，儿子爬上二楼水管重新接线；电断了，女儿找来旧电缆偷偷牵进屋。兰州冬天零下二十度，没有暖气，他索性在客厅支起两口大铁炉，却屡屡一氧化碳超标，被邻居敲门提醒：“老冼，再熏就见阎王了！”最后几个月，他干脆以住院方式过冬。
1984年5月，中央复查小组重新定性：撤销1982年部分结论，待遇升为正军级。但“搬家限期”已过，原住房早被分给新住户，他只能在医院康复楼暂住半年，再由西安市委协调到一套老干部宿舍。
冼恒汉习惯用钢笔记日记，扉页写着八个字：“功过在人，心底有数。”对昔日战友，他从不上纲上线；对自己那段灰色岁月，他也只是摇头轻叹。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当年为何要兼任地方？他答：“军人听命令，走上去难，退下来更难，但路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板子也得一块一块挨。”
直到1992年病逝，他从未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旧部来吊唁，说起当年电话那一句“是不是弄错了顺序”，才恍然发现：命运的顺序，有时真由不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