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战犯狱中悟透：沈醉早获特赦无关起义，源于一桩隐秘大功

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战犯改造所见闻》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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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1月28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秋风吹过枯黄的梧桐叶。

徐远举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那扇即将打开的大门。这一天,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沈醉的名字清清楚楚印在纸上。

周养浩坐在床边,手里捏着半截香烟,烟雾在狭小的监室里缓缓上升。两个人谁都没开口,但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为什么是沈醉。

三个人都是军统出身,都在1949年12月那个寒冷的夜晚被卢汉扣押在昆明。

论资历,论职位,徐远举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是副区长,沈醉只是云南站站长。论罪行,三个人谁也不比谁少。可现在,沈醉要走了,而他们还得继续待在这高墙之内。

【一】军统三剑客的末路

1949年12月8日傍晚,一架从重庆飞来的专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舱门打开,徐远举和周养浩走下飞机。

两人原计划在昆明加油后继续飞往海南,那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多高层人员都在往南方撤退。

徐远举时年35岁,1914年出生于四川西昌。他从1932年加入军统开始,一路爬升到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位置。

抗战胜利后,徐远举被派往重庆,负责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1946年1月,他担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在他的主持下,《挺进报》事件中有130多名地下党员被逮捕,其中大部分被杀害。1948年,徐远举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管辖川、康、滇、黔四省的特务机构。

周养浩比徐远举年长8岁,1906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与戴笠、毛人凤是同乡。1933年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经戴笠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

周养浩举止斯文,但手段狠辣,在军统内部被称为"书生杀手"。他先后担任息烽监狱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1948年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1949年9月,周养浩参与策划杀害杨虎城将军的行动。

沈醉那时已经在昆明待了一年半。1914年6月3日,沈醉出生于湖南湘潭。1932年,18岁的沈醉经姐夫余乐醒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成为戴笠的学生。

沈醉头脑灵活,办事精明,很快就在军统中崭露头角。1942年,年仅28岁的沈醉被提拔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在军统中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

戴笠对沈醉十分信任,将许多重要任务交给他办理。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在南京戴山遇难后,军统改组为保密局,毛人凤担任局长。

毛人凤对戴笠的旧部并不信任,逐步排挤这些人。1948年5月,沈醉被派往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名义上是重用,实际上是发配边疆。

1949年11月20日,沈醉接到蒋介石的任命,担任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与游击总司令,晋升为中将。

这个任命来得突然,但沈醉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临时抱佛脚,大局已定,这些职务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12月8日这天,徐远举和周养浩抵达昆明后,发现机场的情况不对。原本说好的燃油迟迟不见踪影,机场负责人推说要等一等。两人在候机室等了几个小时,天色渐黑,燃油还是没有着落。

当晚9点,卢汉以"张长官莅昆"为由,在五华山公馆召开紧急会议。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还有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

这些人陆续到达卢汉公馆后,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带人把他们的副官、卫士和司机全部缴械扣留。

随后,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三楼扣押。12月9日晚上10点,卢汉通过电话总机向各机关部队发布命令,宣布云南起义。

他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兹为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今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12月10日黎明,五华山了望台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云南和平解放。

【二】白公馆的囚徒

1949年12月10日,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被关押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他们被分别囚禁,互相见不到面。这三个曾经在军统内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成了阶下囚。

1950年3月,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将沈醉等人作为战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不久,三人被押解到重庆,关押在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

这座监狱曾经关押过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如今角色互换,迫害者成了被关押者。

白公馆是一座依山而建的灰色建筑,四周高墙林立。监狱内分为多个监室,每个监室关押几名战犯。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被安排在同一间监室,这是他们被捕后第一次重新见面。

徐远举的情绪很不稳定。他在重庆工作多年,亲手策划了多起针对地下党的行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许多革命烈士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被杀害的。

如今被关在这里,他心里充满恐惧,担心会遭到报复。徐远举对审讯人员的态度很抵触,经常拒绝回答问题,试图推卸责任。

周养浩的表现则更加强硬。他学过法律,每次审讯都用法律术语为自己辩护,试图把个人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周养浩始终强调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是"依法办事"的司法人员,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种态度让审讯工作进展缓慢。

白公馆的生活条件艰苦但并不残酷。战犯们每天需要参加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也要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管理人员对他们并没有进行人身侮辱或虐待,而是通过教育和引导,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

在这段时间里,监狱里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次,周养浩在审讯室签字时,无意中看到了一份对他的处置方案草稿,上面建议判处死刑,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认为是沈醉故意出卖自己,回到监室后,抄起板凳就要往沈醉头上砸。幸亏宋希濂及时伸手挡住,才没有酿成大祸。

从那以后,周养浩和沈醉的关系彻底破裂。两人在监室里形同陌路,谁也不理谁。无论谁提到对方,都会刻意回避,仿佛那个人根本不存在。这种冷战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白公馆。

在白公馆关押期间,一些老的共产党领导干部来探望过这些战犯。陈赓曾到监狱看望过自己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些探望让部分战犯看到了希望,开始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是空话。

【三】功德林的分化

1956年10月,沈醉和其他一批战犯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座位于德胜门外的监狱原是清末的"京师习艺所",后来改为监狱,1949年后专门用来关押高级战犯。

功德林监狱占地近百亩,四周是高墙,内部呈放射状分布着八条胡同,中心有一座八角楼,哨兵站在楼上可以看清各个胡同的情况。监室分布在八条胡同两侧,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来标记。

1957年10月,徐远举和周养浩也被转到功德林。这里关押着一百多名高级战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文强、陈长捷、廖耀湘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军政官员。

这些人在外面时互相看不顺眼,到了监狱里,矛盾依然存在。

功德林的管理相对人性化。战犯们有一定的活动自由,可以在院子里打太极、做操,也可以下棋、打乒乓球。每逢节日,还可以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

监狱提供的伙食虽然简单,但能保证基本营养。生病的战犯会得到及时治疗,生活和健康都有保障。

战犯们每天要参加政治学习,阅读报纸和文件,写思想汇报。

监狱墙上挂着一张白布床单,上面写着"新生园地"四个大字,这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战犯们学习后要写心得体会,贴到"新生园地"上。

在功德林,沈醉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他性格随和,善于交际,很快就和其他战犯建立了良好关系。他参加劳动积极主动,学习认真,写的思想汇报也很深刻。管理人员对他的表现评价很高。

徐远举在功德林的前几年表现并不积极。他对自己在重庆犯下的罪行心知肚明,知道那些血债是无法洗清的。

徐远举经常陷入沉默,不愿意多说话,对学习和劳动都比较消极。但他并没有完全拒绝改造,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来面对自己的过去。

周养浩的态度则更加复杂。他表面上参加学习和劳动,但内心深处并不认同。

周养浩经常用法律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试图把个人罪行归结为"时代悲剧"。管理人员多次提醒他要正视自己的问题,但效果不明显。

1959年9月14日,中央做出决定,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对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

这个消息传到功德林后,整个监狱都沸腾了。每个战犯都在猜测自己会不会被特赦,有人充满希望,有人忐忑不安。

12月4日,功德林举行了首次特赦大会。被特赦的10名战犯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这些人大多是正规军出身,在监狱里表现良好,积极改造。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都不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当天晚上,功德林里格外安静。沈醉躺在床上,思考着自己为什么没能上榜。

他知道自己是搞特务的,过去干的那些事不可能轻易被原谅。但他也明白,只要继续好好改造,总会有机会。

徐远举和周养浩的反应更加激烈。两人在得知名单后情绪失控,大喊大叫,抱怨自己被不公平对待。

这种表现让其他战犯侧目而视。有人私下议论,徐远举和周养浩要是能被第一批特赦,功德林恐怕就没剩几个人了。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这次特赦了50名战犯,沈醉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成为前两批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

那天下午,管教干部来到监室通知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停下手中的劳动,看着沈醉收拾行李。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监室里只有翻动衣物的声音。

沈醉把日记本装进包里,把搪瓷缸子洗干净,最后检查了一遍床铺,确认没有遗漏东西。

临走前,沈醉回头看了一眼徐远举和周养浩。

三个人曾经是军统的战友,一起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如今却在这里分道扬镳。沈醉点了点头,跟着管教干部走出监室。

门"咣当"一声关上,徐远举坐回床边,周养浩点了根烟。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沈醉能这么快出去,背后一定有他们不知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