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九年了，我以为没事了。”审讯室里，他面对铁证，终于卸下伪装。

1987年冬夜起，三位民警先后倒在血泊中，两把配枪不翼而飞，全城陷入恐慌。

警方侦查多年，线索却屡屡中断，仿佛暗处有一双眼睛始终快人一步。

直到DNA技术突破，检测结果指向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名字——那个与刑警们一同勘察现场、分析案情、追查凶手多年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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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1日的唐山，刚入冬的寒气就扎进了骨头里。晚上九点多，乔屯派出所的老民警张恩佐裹紧了棉警服，从单位往家走。这是他当警察的第二十八个年头了，还有两年就能退休。

路灯的光昏黄昏黄的，把他的影子在水泥路面上拉得老长。这一片的街坊他都熟，路上时不时有人跟他打招呼。

“张叔，才下班啊？”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男人停下脚步。

“可不是嘛，今天所里事多。”张恩佐笑着应道，从兜里掏出烟来递过去一根。

男人摆摆手：“戒了戒了。您也早点回吧，这天冷得邪乎。”

又走了几步，开小卖部的王大妈从窗户里探出头：“张警官，我这儿新进了二锅头，给您留了两瓶！”

“谢谢您嘞，明儿来拿。”张恩佐挥挥手，心里头暖和。在这片儿干了半辈子，大家对他客气，他觉得值。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刚发的，六十七块八毛。老伴有关节炎，一到冬天就疼得厉害，他盘算着明天去买点羊肉，炖锅汤给她暖暖身子。

走到建国路拐角，他照例拐进了那条近道小巷。巷子窄，两边都是老砖房，只有尽头一盏路灯亮着，灯泡大概瓦数不够，光晕得只能照出个大概。

巷子里静得很，就他一个人的脚步声，“嗒、嗒、嗒”地响。也不知道是不是天冷的缘故，张恩佐总觉得今儿这巷子格外安静，安静得有点不对劲。

他加快了步子。就在快到巷子中间那段时，耳朵里好像听到点儿什么动静——很轻，像是脚踩在落叶上的声音，又像是有人憋着气走路。

张恩佐下意识要回头。

后脑勺猛地一震。

那感觉先是闷，然后才是疼，像是有个铁锤直接砸进了头骨里。他眼前黑了，天和地都在转，耳朵里嗡嗡响，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

温乎乎的东西顺着额头往下流，流到眉毛，流进眼睛。他想抬手擦，胳膊抬不起来。腿一软，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倒下去那会儿，他还有一点点意识。感觉有人在摸他，手很粗，动作很快，先摸上衣口袋，又摸裤子口袋，还在警服内衬里翻找。翻得很急，但又挺有章法。

那人好像没找到想要的东西，停了手。张恩佐听见一声很低的“啧”，像是失望，又像是不耐烦。然后脚步声就远了，很快消失在巷子那头。

张恩佐最后的感觉是冷，水泥地透上来的寒气，钻进他后脊梁。

他昏过去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钟头，一对小年轻路过巷口。女的先看见了地上躺着的人。

“哎，你看那儿是不是个人？”

男的眯眼瞅了瞅：“不能吧，这大冷天的……”

“真是！”女的拽他胳膊，“你看，还穿着衣服呢！”

两人壮着胆子走近了。男的从兜里掏出手电筒——那种装两节电池的铁皮手电，光也不算亮。往地上一照，先看见深蓝色的警服裤腿，再往上照，是血，一大片暗红色的血，糊在那人半边脸上。

“我的妈呀！”女的一声尖叫，往后退了好几步。

男的也吓得手抖，手电筒光晃来晃去：“是警察！快，快去打电话报警！”

凌晨一点十二分，唐山公安局刑侦队队长赵建军带着人赶到现场。

巷子已经被先到的派出所民警围起来了。赵建军蹲下身，仔细看张恩佐的情况。老张侧躺在地上，后脑勺伤得厉害，血把花白头发都凝成一绺一绺的。呼吸很弱，但还有。

“救护车叫了吗？”赵建军问。

“叫了，马上到。”旁边的民警回答。

赵建军站起来，打着手电筒看现场。巷子窄，打斗痕迹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发生打斗。老张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从背后被袭击的。

墙根处扔着一根螺纹钢筋，半米来长，一头沾着血和头发。赵建军让人小心收好。

他又检查张恩佐身上的物品。警服被翻得挺乱，但钱还在——兜里装着刚发的工资，六十七块八毛，一分不少。工作证、钥匙、半包烟、一盒火柴，都在。

“不是为钱。”赵建军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凶手是冲着别的东西来的。”

“配枪？”队里的小陈问。

赵建军点点头：“有可能。但老张今晚没带枪，老刘所长特批的，说他最近血压高，让他下班别带枪。”

救护车到了，医护人员把张恩佐抬上担架。赵建军看着救护车闪着红灯开走，眉头皱得紧紧的。

这个案子，不对劲。

张恩佐被送到唐山工人医院抢救。诊断结果是颅骨凹陷性骨折，颅内出血。手术做了五个多小时，天亮那会儿才从手术室推出来。命保住了，但人一直昏迷着，医生说能不能醒、醒了之后什么情况，都说不准。

消息传得飞快。第二天，整个唐山都知道了：警察下班路上让人给打了，差点没命。

1987年的唐山，大地震过去才十一年，城里到处都在盖房子，人也杂。这案子一出，人心就乱了。

菜市场里，几个老太太凑一起嘀咕：“听说了吗？昨晚上老张警官让人给开瓢了！”

“谁这么大胆子？连警察都敢动？”

“说是冲着枪去的！没抢着，把人打成那样……”

“哎哟，这可怎么好！以后晚上还敢出门吗？”

工厂里，工人们午饭时候也在议论：“我看啊，八成是哪个逃犯，报复社会呢！”

“我听说更邪乎，说是要杀够九个警察才罢手！”

“你可别瞎传！”

“不是我说的，好几个人都这么讲！”

流言越传越离谱。一到晚上，街上人明显少了。原本热闹的夜市，现在摊主都早早收摊回家。警察们下班后也不敢穿警服了，要么换便服，要么把警服裹在大衣里头。回家都绕远路，尽量不走小巷子，几个人结伴走。

乔屯派出所里气氛更压抑。张恩佐在所里人缘好，大家都叫他“张叔”。他出事后，年轻民警们心里都毛毛的。

“你说，张叔那么和气一个人，招谁惹谁了？”民警小王在值班室小声说。

对面坐着的是民警刘文才——大家都叫他老刘。老刘三十五六岁，在派出所干了快十年了，平时话不多，但办事稳当。

老刘点了根烟，吸了一口：“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大家以后都注意点，下班别落单。”

“刘哥，你说凶手能抓着吗？”

老刘沉默了一会儿，烟灰掉在桌上：“天网恢恢，跑不了。”

赵建军那边压力更大。他带着刑侦队的人把现场筛了好几遍，有用的线索少得可怜。那根螺纹钢筋是最常见的工地材料，全市多少工地都用这个，没法查来源。脚印有几个，但巷子地面是硬土，印子很模糊，只能看出是成年男性的鞋，42码左右。

凶手显然是有备而来的——知道张恩佐的下班路线，选了最僻静的一段下手，动作快，下手狠，翻找目标明确，完了迅速撤离。

“这人要么是惯犯，要么……”赵建军在案情分析会上顿了顿，“要么对警察很了解。”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大家脸色都不好看。

“赵队，接下来怎么查？”有人问。

“两条线。”赵建军在黑板上写，“第一，查有前科的，特别是对警察有怨恨的、抢劫伤人的。第二，查附近工地、建材市场，看能不能找到钢筋的来源。另外，张恩佐的社会关系也要细查——虽然看着不像仇杀，但不能排除。”

会开到一半，门被推开了，局长走了进来。

“建军，案子有进展吗？”

赵建军摇摇头：“还在排查。”

局长脸色严肃：“抓紧。这案子影响太坏，上头很重视。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明白。”

局长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还有，提醒所有干警，注意自身安全。特别是下夜班的，尽量安排人接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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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佐案过去一个多月，案子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警方排查了上百个有前科的人员，走访了十几个工地和建材店，都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时间到了12月11日，星期五。

晚上九点多，西窑派出所的民警杨庆福值完晚班，准备回家。他45岁，也是个老民警了，办事认真，性格有点倔，但人正派。

“老杨，真不用我送送你？”同组的民警问。

杨庆福摆摆手：“不用，就几步路。你赶紧回吧，孩子还等着你呢。”

“那你可小心点，最近不太平。”

“知道。”杨庆福把配枪检查了一遍，子弹上膛，关上保险，插进枪套里。他拍了拍枪套，“有这个呢。”

从派出所回家有条近路，要经过一片菜地。冬天菜地荒着，路边是排水沟，平时就没什么人走，晚上更是黑灯瞎火的。

杨庆福打着手电筒，步子迈得稳。他警龄二十一年，什么场面都见过，倒是不怎么害怕。只是想着家里老婆应该烧好洗脚水了，回去泡泡脚，解解乏。

走到菜地中间那段时，他听见身后有动静。

不是风声——风是“呼呼”的，这声音是“沙沙”的，像是有人踩在干草上。

杨庆福停下脚步，手摸向枪套。他转过头，手电筒光往身后照。

光柱扫过土路，空荡荡的，没人。

他皱了皱眉，可能是野猫野狗吧。正要转身继续走——

左侧黑影里突然窜出一个人！

杨庆福甚至没看清那人的脸，只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砸在自己左侧太阳穴上。不是钝器，像是拳头，但力道大得惊人。他脑袋“嗡”的一声，眼前发黑，人往右边趔趄。

手电筒掉了，光在地上滚了几圈，照出那人模糊的影子——中等个子，穿深色衣服。

杨庆福本能地去拔枪。手指刚碰到枪柄，第二下就来了。这次是石头，拳头大的石头，直接砸在他后脑勺上。

他听见自己头骨裂开的声音，很闷，像敲破一个熟透的西瓜。

人倒下去，脸朝下摔进路边的排水沟里。沟里有半尺深的积水，混着泥，冰凉刺骨。

黑影蹲下身，动作很快。先从他腰间解下枪套，取出里面的“五四”式手枪，又摸出他兜里的弹夹——五发子弹都在。然后把他的身体翻过来，在上衣内袋里摸出工作证，看了一眼，扔回水里。

黑影站起来，在黑暗里停留了几秒钟，像是在听周围的动静。然后转身，快步离开了现场。

杨庆福的妻子等到十一点，人还没回来。她心里发慌，往派出所打电话。

“老杨还没到家？他九点就下班了啊！”接电话的民警也急了。

所里立刻组织人出去找。沿着杨庆福回家的路，一路打着手电筒喊。

“老杨！杨庆福！”

找了半个多钟头，一个年轻民警眼尖，看见排水沟里好像有东西。

“那儿！沟里！”

几个人跑过去，手电筒光齐刷刷照过去——杨庆福脸朝下趴在泥水里，一动不动。

“快！抬上来！”

把人抬到路边平地上，一探鼻息，早就没了。再看他头上的伤，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后脑勺整个塌下去一块，血和脑浆混在一起，已经凝固了。

“枪呢？”所长突然问。

大家这才发现，杨庆福腰间的枪套是空的。

“枪被抢了。”所长声音发沉，“快，给市局打电话，报告赵队。”

赵建军凌晨两点赶到现场。看到杨庆福的惨状，他拳头握得紧紧的。

技术员在勘验现场。排水沟边有几个比较清晰的脚印，赵建军蹲下仔细看。鞋底花纹，前掌的磨损特征，大小……

“和乔屯那个案子的一样。”他站起来，声音很冷，“同一个人干的。”

“这次是为了枪。”旁边的刑警说。

赵建军点头：“上次没抢到，这次成了。这王八蛋手里现在有枪了。”

现场除了脚印，还找到了一块沾血的石头，应该是凶手随手从路边捡的。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天快亮时，赵建军回到局里，立刻召集专案组开会。

“两起案子并案侦查。”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名字：张恩佐，杨庆福。“凶手的目标很明确：警察的配枪。第一次袭击张恩佐，但张恩佐那天没带枪，他没得手。所以他又盯上了杨庆福，这次成了。”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一个持枪的凶手，而且专门袭击警察，这危险性太大了。

“赵队，他抢枪要干什么？”有人问。

赵建军摇摇头：“不知道。可能是报复社会，可能有更大的计划。但不管他要干什么，必须在他再次作案前抓住他。”

局长也来了，当场宣布成立“11·01、12·11”专案组，赵建军任组长，抽调全市刑侦骨干。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破案。”局长的声音很重。

杨庆福遇害的消息第二天就传遍了唐山。如果说张恩佐案让大家害怕，那杨庆福案就让恐慌升级了。

“又死一个警察！枪还被抢了！”

“这可怎么弄？凶手手里有枪了！”

“听说是个连环杀手，专杀警察！”

警察系统的压力更是空前。所有配枪民警都接到通知：下班后枪必须交回枪库，不得带回家。夜班民警必须有两人以上同行。各派出所加强了夜间巡逻。

但凶手像是消失了一样。专案组排查了所有可能有作案动机的人员：被杨庆福处理过的犯人，和他有过矛盾的，包括他办过的案子里家属有怨言的。一个个查，一个个排除。

没有结果。

那辆“26”式飞鸽自行车的线索也查了。全市卖飞鸽自行车的店、修车铺，都走访了。但那种车太普遍了，根本没法缩小范围。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子毫无进展。赵建军急得嘴角起泡，整宿整宿睡不着。

12月24日，平安夜。

虽然唐山人不怎么过洋节，但街上还是比平时热闹些。年轻人约着看电影，情侣们压马路，商店橱窗里挂了彩灯。

西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周荣，晚上去女朋友李梅家吃了饭。他是警校毕业分来的，刚满25岁，人精神，干活也卖力。

“我送你回去吧？”李梅送他到门口。

“不用，我回所里宿舍，就几步路。”周荣说着，拍了拍腰间。他带了枪——局里虽然要求下班交枪，但他想着今晚是平安夜，街上人多，万一有事呢？就悄悄把枪带出来了。

“你可小心点，最近……”李梅欲言又止。

“我知道。”周荣笑笑，“我有这个呢。”

他说的“这个”是指配枪。一把“五四”式手枪，压满了弹，就在他腰间的枪套里。

晚上九点五十，周荣走在光明路上。这条路算是主干道，路灯亮堂，偶尔还有行人走过。他步子轻快，心里盘算着明天周末，可以陪李梅去买件新衣服。

走到新华书店门口那段时，他听见身后有自行车铃响。

“叮铃铃——”

周荣往路边让了让。一辆自行车从他身边骑过去，是那种常见的“26”式飞鸽，骑车的人穿着深色棉袄，戴着帽子，看不清脸。

自行车往前骑了十几米，突然停下了。骑车的人单脚撑地，好像在检查车链子。

周荣没在意，继续往前走。路过那人身边时——

“砰！”

很响的一声，像鞭炮，但又比鞭炮闷。

周荣觉得胸口像是被大锤狠狠砸了一下，整个人向后趔趄两步。他低头看，胸口棉袄上炸开一个洞，血正往外涌，很快染红了一大片。

他想喊，但发不出声音。想拔枪，手抬不起来。

人软软地倒下去，倒在人行道边上。

骑车的人扔下自行车，快步走过来。蹲下身，先从他腰间解下枪套，取出里面的“五四”式手枪，又摸了他几个口袋，掏出弹夹。然后站起身，推起自行车，骑上去，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

路过的几个人都吓傻了。等有人反应过来跑去报警，凶手早就没影了。

周荣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了心跳。子弹从胸口打进去，击穿了心脏，当场死亡。

赵建军赶到医院，看到周荣的尸体，眼睛都红了。

“现场呢？”他声音沙哑。

“正在勘验。有目击者，说凶手骑一辆飞鸽自行车，中等个子，穿深色衣服。但天黑，没看清脸。”

“枪呢？”

“被抢走了。”

赵建军一拳砸在墙上。

回到局里，弹道鉴定结果出来了：打死周荣的子弹，是从杨庆福被抢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

“同一个凶手。”技术员说，“而且他现在有两把枪了。”

专案组会议室里，烟雾浓得呛人。赵建军盯着黑板上的三起案子，脑子里各种念头在转。

“他为什么还要抢第二把枪？”队里老刑警孙德海问，“已经有了一把，够用了啊。”

“可能一把不够。”赵建军说，“或者，他需要不同的枪做不同的事。”

“还有一个问题。”孙德海接着说，“前两起都是偷袭，用钝器。这次为什么直接开枪了？他不怕暴露？”

赵建军沉默了一会儿：“也许……他急了。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暴露了，不在乎了。”

“还有一种可能。”角落里，一个声音说。

大家看过去，说话的是刘文才——乔屯派出所的民警，被临时抽调到专案组协助调查。他平时话少，但观察力不错。

刘文才站起来，走到黑板前，指着三个受害者的名字：“张恩佐，53岁；杨庆福，45岁；周荣，25岁。年龄跨度很大，来自不同派出所，平时应该没什么交集。”

“所以呢？”有人问。

“所以，凶手的目标可能不是具体某个人。”刘文才说，“他就是要抢枪。至于抢谁的，看机会。张恩佐没带枪，他就换目标。抢到一把后，他觉得不够，或者需要更多，就继续作案。”

听起来有道理。但这样一来，排查范围就更大了——凶手可能跟三个受害者都没关系，只是一个随机选择目标的暴徒。

“那幅漫画呢？”刘文才突然问。

大家都一愣。什么漫画？

刘文才解释：“我听说，周荣的女朋友家门口，被人贴了张画？”

这消息还没正式上报，但已经在内部传开了。赵建军点点头：“是有这么回事，还没来得及细查。明天我去看看。”

第二天一早，赵建军带着技术员去了李梅家。

李梅眼睛哭得红肿，把那张从门上取下来的纸递给赵建军。纸是普通的白纸，用图钉钉在门板上的。

纸上是用铅笔画的一幅画。画工不怎么样，但能看清内容：三个穿警服的男人，腰里都别着枪。三个男人中间，画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女人。人物姿态有点怪，三个警察像是围着那个女人。

画的左边写着三个字：“老井、周”，右边写着：“杀绝、稳准狠”。字写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像是故意写成这样的。

赵建军盯着画看了很久。

“这什么时候发现的？”他问李梅。

“昨天早上，我开门时就在门上钉着。”李梅声音发抖，“赵队长，这……这是什么意思？小周他们是不是惹了什么事？”

“你别多想，我们会查清楚的。”赵建军安慰她，让技术员把画小心收好。

回到局里，专案组围着这幅画研究。

“老井……是谁的外号吗？”孙德海问。

没人知道。查了三个受害者的档案、社会关系，没有谁的外号叫“老井”，也没有谁的名字里带“井”字。

“周”应该是指周荣。那“老井”呢？是另外两个受害者里的一个？还是另有其人？

“杀绝、稳准狠”，这六个字透着一股狠劲儿，像是凶手的宣言。

“三个警察，一个女人……”刘文才指着画，“会不会是感情纠纷？三个警察都和这个女人有关系，凶手报复？”

这个猜测让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如果是情杀，那整个案子的性质就变了。不是随机抢枪，而是有明确目标的复仇。凶手抢枪可能只是为了作案方便，或者是为了制造更大的混乱来掩盖真实动机。

“查。”赵建军拍板，“三个受害者的感情史、社会关系，特别是和女性有关的，重新细查。重点查有没有共同认识的、可能有纠纷的女性。”

“那抢枪这条线呢？”有人问。

“继续查。双管齐下。”

接下来的几个月，专案组兵分两路。

一路继续排查抢枪的线索：有前科的、懂枪械的、最近行为异常的、可能对警察有怨恨的。飞鸽自行车的线索也还在跟，但依然没有突破。

另一路集中调查“情杀”可能性。三个受害者的家属、同事、朋友，都被反复询问。但查来查去，三个人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交集。张恩佐在乔屯，杨庆福在西窑，周荣虽然也在西窑，但刚来不久，和杨庆福也只是点头之交。三个人家庭和睦，没发现什么不正当男女关系。

那幅画上的女人，查不到任何线索。

笔迹专家对画上的字做了鉴定，结论是：书写者有一定文化水平，但故意改变了书写习惯，笔画生硬，结构刻意打乱。要凭这个找出是谁写的，几乎不可能。

画本身也很粗糙，但警察的制服、枪的样式画得还算准确，说明画画的人对警察的装备有一定了解。

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那幅漫画像一团浓雾，把原本就模糊的线索搅得更乱了。专案组内部也开始出现分歧：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凶手就是为了抢枪，“情杀”是烟雾弹；另一部分人觉得，抢枪可能只是手段，真正的动机是私人恩怨。

赵建军夹在中间，压力巨大。三个月过去了，案子没破，又牺牲了一个年轻同事。上面催得紧，市民恐慌情绪蔓延，警察队伍士气低落。

他常常在办公室待到深夜，对着三起案子的卷宗和那幅漫画发呆。

凶手到底是谁？他想要什么？

时间一年年过去。

1988年，1989年，1990年……唐山还在重建，城市一天天变化，但“连环袭警案”始终没有告破。

专案组没有解散，但人员慢慢减少。一些老刑警退休了，新人补充进来。赵建军还在，孙德海还在，刘文才也还在——他因为熟悉情况，一直协助专案组工作。

案子成了悬案，压在每一个参与过侦办的警察心上。每年清明，赵建军都会去给杨庆福和周荣扫墓。张恩佐后来醒了，但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不利索，走路要人扶，提前病退了。

每次站在墓前，赵建军都会说同一句话：“对不起，还没抓到人。”

1993年，局里引进了新的刑侦技术，包括指纹自动识别系统。专案组把三起案子现场提取的所有指纹重新录入比对，还是没有匹配的。

1994年，DNA技术开始在国内刑侦领域应用。但当年的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太少了——张恩佐案，凶手可能戴了手套；杨庆福案，现场在野外，很多痕迹被破坏了；周荣案，凶手开枪后迅速撤离，没留下什么。

唯一有点希望的，是从张恩佐警服袖口提取到的一小截纤维，和从杨庆福案现场沟边提取到的一根头发——很短，可能是凶手作案时不小心留下的。

但当时的DNA技术还不够成熟，检材量又少，做不出有效比对。

案子就这样悬着，一年又一年。

赵建军的头发白了，孙德海退了休，刘文才从派出所调到了市局法制科，但还时不时来专案组看看。

1996年春天，赵建军已经五十六岁了。再过四年，他也要退休了。

“老赵，还想着那案子呢？”一天下班，刘文才在走廊碰见他。

赵建军点点头：“放不下啊。三根人命，两把枪……”

“这么多年了，凶手可能早就跑外地去了，或者……”刘文才没说下去。

“或者死了？”赵建军苦笑，“我也这么希望过。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两把枪，也一直没出现过。”

这是另一个让人不安的地方：凶手抢了两把枪，但九年了，这两把枪一次都没被使用过。没出现在其他案件里，没被转卖的消息，什么都没。

枪在哪？凶手留着它们要干什么？

1996年9月，公安部组织全国积案攻坚行动。唐山“8788连环袭警案”被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省厅派了专家小组下来，带来了最新的DNA检测设备和技术。

“赵队，当年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还保存着吗？”省厅的专家问。

“保存着，一直低温保存。”赵建军从档案室取出几个密封袋。

里面有三样可能来自凶手的生物检材：张恩佐警服袖口的一小截棉纤维（可能沾染了凶手的皮屑），杨庆福案现场的那根短发，还有周荣案现场自行车把手上提取的一点汗渍——当时技术有限，没检出什么。

“我们试试。”专家说。

检测在省厅的实验室进行，用了最新的PCR扩增技术。过程需要时间，赵建军在唐山等着，心里七上八下。

等了两个星期，电话来了。

“赵队，有结果了。”专家的声音很严肃，“你最好来一趟省厅。”

赵建军当天就赶了过去。实验室里，专家把报告递给他。

“从杨庆福案现场提取的那根头发，DNA检测有结果了。我们把它和数据库做了比对。”

“有匹配的？”赵建军的心跳加快了。

专家点点头，但表情很怪：“匹配上了。但……赵队，你得有心理准备。”

“什么意思？”

“匹配对象，是你们系统内部的人。”

赵建军脑子里“嗡”的一声：“谁？”

专家指着报告上的一个编号：“档案号在这里。具体身份，需要你们回去查。”

赵建军手有点抖，接过报告。那个编号他认识，是唐山公安系统的内部人员编号格式。

他连夜赶回唐山，直接去了局里档案室。

输入编号，调出档案。

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个人名，一张照片，一份履历。

赵建军盯着屏幕，眼睛一点点睁大。

他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