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陕西。
一个棺材里放着一具残缺的遗体。
人们围着它肃立，神情沉重。
有人悄悄问：“头怎么没了？”回答的人低声说：“被日本人带走了。”
为了让这位将军“完整”地入土，部队专门刻了个木头人头放进棺椁里。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那时候，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但这一次，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刘桂五。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桂五的故事，在很多解放前的军人里算不上最出名的，可真要说起来，他参与的事、做过的决定，足够写进任何一本近代史教科书。
他不是出身名门的军官，也不是黄埔出身的正规军人。
他1902年出生在辽宁铁岭，家境普通，从小练武，长得一身横肉，胆子也大。
因为那时候社会乱，很多人混迹绿林，他也跟着干过一阵“劫富济贫”的事。
但说到底，他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
他心里有个更大的念想——从军，抗日。
1924年，他被抗日将领宋哲元招入部队，后来又转到白凤翔手下，最后进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这一路走得不容易，从班长、排长、连长、团长，一步一步拼出来的。
不是靠关系，是靠命。
真刀真枪地拼。
他的部下都说：“刘团长打仗的时候，冲得比谁都快。”这不是吹，当时在东北军，能打硬仗的骑兵第六师，刘桂五就在里面干了好几年。
不过真让他成为历史关键节点的，是1936年冬天。
那会儿，张学良已经对蒋介石越来越失望。
日本人已经打到家门口，蒋还天天想着“攘外必先安内”，要张学良带兵去打红军。
张学良多次劝说无果，最后决定用非常手段——扣留蒋介石。
这事谁来办？张学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桂五。
12月8号，张学良在西安秘密召见刘桂五，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刘桂五听完，没多问一句，站起来说：“总司令，这事我干，赔上命也认。”
四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刘桂五带着部队突袭华清池，当时蒋介石住在那儿。
他没有粗暴抓人，而是拿出一顶轿子，把蒋“请”了出来。
整个过程非常克制。
按他的话说：“是兵谏，不是政变。”
这事后来震动全国，也直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虽然过程复杂，但刘桂五这个执行者，功不可没。
张学良很快把他提拔为少将。
不过他没在后方待多久。
第二年，日本全面侵华，七七事变之后，刘桂五主动请缨，加入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
他知道这趟不容易，但出发前还是给哥哥写了封信：“弟此次出发抗日，不成功则成仁。”
他被派到绥远一线，战事非常激烈。
守了八个月，硬是没让日军拿下阵地。
那时候条件艰苦，部队缺粮缺弹，但没人退。
1938年4月，他和马占山一块驻扎在包头附近的一个村庄。
突然传来消息——日军动了大部队，包围过来了。
形势很快变得紧张。
刘桂五带着警卫队突围，拼到最后，身中数弹。
眼见跑不出去，他饮弹自尽。
后来，他的遗体被日军找到，头颅被割下，带回日本。
据说被泡在福尔马林里，当作“战利品”展览。
他的夫人刘淑贞得知后，孤身一人闯入日军营地，在一些战士的帮助下，把他的遗体拖了回来。
可是头颅，已经找不到了。
部队只好刻了一个木头头颅，放进棺材里。
那年春天，陕西各界为他办了一场追悼会。
来的人很多，棺材盖上红布，旁边立着一个小牌子——“东北抗日将军刘桂五之灵”。
这事之后，他的名字没怎么再出现在新闻里。
也没有立大碑，也没有进大典。
但在东北老百姓口中，他的名字一直在。
尤其是老兵提起西安事变的时候，总会说一句：“那会儿，是刘桂五把蒋请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