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史记》，长平之战的血色始终萦绕纸间。四十五万赵军降卒被坑杀的惨烈，武安君白起的赫赫战功，与范睢“忌功谗杀”的奸佞形象，似乎早已被司马迁的笔墨定格。千百年来，范睢始终背负着构陷名将、损害秦统大业的骂名，成为权谋史上的反面典型。
然而，拨开史料的迷雾，结合战国乱世的政治规则与战争现实便会发现，这桩流传甚广的“冤案”，实则是司马迁主观臆断与后世解读偏差的叠加，范睢这位秦国名相，本不该蒙此千古污名。 世人诟病范睢，核心论据便是《史记》中记载的他因嫉妒白起功高，阻挠乘胜灭赵，后又谗言加害。但细究长平之战的全貌，便会发现此说站不住脚。
事实上范睢才是长平之战的幕后总操盘手，其功绩并不亚于白起在战场上指挥厮杀。当时秦军久攻赵国不下，廉颇以固守之策与秦军对峙，战事陷入僵局。正是范睢献反间计，散布“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的流言，成功促使赵王临阵换将，以赵括取代廉颇，为秦军破赵创造了关键契机。此外，战争背后的后勤调度、国力统筹，皆离不开范睢这位丞相的居中协调。秦国能在长平与赵国展开国力消耗战，最终拖垮赵军，范睢的内政才干功不可没。
从战国政治家的基本素养来看，范睢绝无可能因个人私怨损害秦国的国家利益。彼时范睢已位居丞相，封应侯，达到了人臣之极，升无可升。而白起作为武将，其功勋体系与文臣集团泾渭分明，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将相和”中廉颇与蔺相如，说明武将反而会认为文臣不用上战场拼杀，得到功勋的却比他们多。所以，范睢与白起并没有直接的升迁、功勋竞争关系，何来“陷害忠良”呢？
对范睢而言，白起的战功越是卓著，秦国的统一大业便越往前推进一步，这恰恰能巩固他作为辅政丞相的地位，而非威胁。更何况，秦昭王绝非昏庸之辈，而是一位铁血果决、深谙权术的帝王。若范睢真因一己之私，在灭赵的关键节点阻挠军事行动，导致国家利益受损，以秦昭王的性格，必然会对其严惩不贷，而非继续倚重。将一位雄主视为可随意蒙蔽的傻子，显然是对战国政治生态的误读。
笔者以为，白起之死，根源在于其自身缺乏政治智慧，屡次抗命，触怒龙颜，而非范睢的构陷。长平战后，白起主张乘胜进攻邯郸，看似合理，实则忽略了秦军的实际处境。长平一役，秦军虽胜，却也付出了“死者过半，国内空”的惨重代价，国库空虚，兵卒疲惫，早已无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赵国虽遭重创，但邯郸作为都城，城防坚固，且各国援军蠢蠢欲动，此时贸然进攻，无异于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
御前会议，范睢主张接受赵国割地讲和，实则是审时度势后的理性选择，是为秦国争取休整时间、积蓄力量的权宜之策，而非出于嫉妒。可能也有大臣提出听从武安君的计划，继续进攻。但是秦昭襄王作决策，他采用了范睢的意见。 后续事态的发展，更印证了范睢的判断。秦昭王后来不听劝阻，执意攻打邯郸，结果秦军久攻不下，损失惨重。此时秦昭王想请白起重新挂帅，白起却意气用事，不仅坚决拒绝，还出言嘲讽昭王：“不听臣计，今果何如”。
这是公然挑战君王权威，职场之大忌。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臣子抗命已属大罪，更何况是在君王决策失误，兵败之际的指责，简直是杀人诛心。此时，白起的结局早已注定：“犯吾法者，惟有剑耳”。
值得玩味的是，白起被赐死途中，自始至终未提及范睢半句，若真为范睢所害，岂会无一言控诉？这恰恰说明，白起深知自己的死因是触怒君王，与范睢无关。
秦国最终未能在长平战后一举灭赵，绝非范睢一人之过，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赵国虽败，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且成功利用割地讲和的机会实施缓兵之计，争取到了喘息与联络诸侯的时间；另一方面，秦军经长平之战后元气大伤，后续进攻邯郸时采用“添油战术”，逐次增兵却始终无法形成压倒性优势，最终被赵军与诸侯援军联手击败。将灭赵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范睢，无疑是找错了根源。
司马迁著《史记》，虽被誉为“史家之绝唱”，但终究难逃个人情感与时代局限。他对白起的悲剧命运抱有同情，对权谋家多有批判，便不自觉地将范睢塑造成陷害名将的反派。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细节之中。范睢作为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丞相，提出“远交近攻”策略，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其政治才干与远见卓识不容否定。他并非完美无缺，却也绝非嫉贤妒能的小人。 青史留名，向来不易。
范睢被污名化千年，实则是历史叙事的偏差所致。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范睢以一介布衣跻身相位，凭借智谋辅佐秦昭王强秦，始终以国家利益为根本。白起之死是权力博弈的悲剧，而非个人恩怨的牺牲品。愿拨开历史的迷雾，还这位乱世名相一个公正的评价，让青史不再蒙尘，让真相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