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以来，曼联的复兴之路布满荆棘。
他们依旧擅长兜售“曾经的自己”，哪怕“现在的自己”已日渐边缘化。这种结构性的脱节，除非能重建专属的俱乐部身份，否则将持续困扰曼联。
曼联本该为未来开辟清晰的道路，却屡屡用情怀替代战略——这一选择在场内场外都引发了严重后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剖析：曼联对辉煌过去的执念（在俱乐部名宿的公开言论助推下）为何会适得其反，以及在2026年及未来，俱乐部该如何重新定义自己。
赛场上，曼联的衰落肉眼可见。2024/25赛季英超第15名的排名，这是俱乐部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最差战绩。彻底证实：曼联早已不是简单的“表现不佳”，而是陷入了方向迷失。联赛杯被英乙球队格林斯比爆冷淘汰，欧联杯决赛失利导致2025/26赛季无缘欧战，进一步凸显了球队战术身份的缺失。
但赛场之外，曼联的商业引擎几乎从未停转。据《金融时报》报道，同期曼联商业收入超3亿英镑，即便战绩创下历史低谷，仍稳居欧洲足坛收入前列。他们“卖情怀而非敬情怀”的最直观体现，就藏在商业数据里：即便赛场成绩一落千丈，俱乐部通过赞助、周边商品、授权合作和全球伙伴关系创收的能力，依旧处于顶级水平。
2024/25财年，曼联商业收入约3.3亿英镑，助力总营收突破6.6亿英镑——这一切都发生在英超第15名、下赛季无缘欧战的背景下。这些数据的意义，不仅在于数字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的真相：曼联的商业吸引力，已不再与当代竞技成功紧密绑定。赞助商愿意重金投入，并非因为球队如今的竞技价值，而是源于弗格森时代数十年统治积累的全球影响力。
与英超对手相比，这种差异愈发鲜明。曼城的商业收入现已略超曼联，但曼城的增长源于持续的竞技卓越、全球扩张和多次欧冠夺冠；利物浦突破3亿英镑商业收入门槛，靠的是稳定的顶级表现和清晰的足球身份；阿森纳和热刺近年商业收入快速增长，也基本与竞技竞争力提升、战略清晰度增强同步。
反观曼联，虽仍保持商业强势，但增长相对停滞。过去五六年间，曼联的商业增长幅度平平，而竞争对手的收入增长均与赛场成功同步加速。曼联的收入，全靠上一个时代积累的全球球迷基础支撑——这让俱乐部得以“变现记忆”，而非“变现势头”。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键态势：曼联能承受赛场失败，却无需立即付出商业代价。这种财务“缓冲垫”降低了紧迫感，弱化了问责机制，让情怀成了创收资产——而且时间越久，这份“资产”似乎越值钱。事实上，俱乐部的过去仍在为现在买单，而未来却依旧模糊不清。
球迷和品牌仍在为“曼联故事”买单，但这个故事的核心动力，仍是记忆、神话与全球情怀。这正是最有力的证明：曼联对情怀的推崇，本质是因为它能持续带来巨额收入。
更值得注意的是，曼联的商业架构本身就专为“重塑遗产”而设计。官方俱乐部媒体、MUTV节目、全球巡回赛、赞助活动，始终将弗格森时代、92班和昔日经典时刻置于核心位置。季前巡回赛无论联赛排名如何，都能创造巨额收入；即便竞技公信力不断流失，数字平台互动量仍居高不下——曼联的社交影响力远超排名更高的球队，这进一步证明：关注源于遗产，而非足球本身的质量。
遗憾的是，这是一种“有效却危险”的商业模式——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历史可以无限期缓冲衰落。
自弗格森2013年退休后，曼联已历经多位战术哲学迥异的主教练：莫耶斯、范加尔、穆里尼奥、索尔斯克亚、朗尼克、滕哈格，如今又迎来了阿莫林。
这些年里，曼联没有持久的战术基因，没有能跨越主教练更迭的俱乐部足球哲学。对比曼城或利物浦——无论谁执教，引援、青训和一线队战术都围绕核心身份展开——曼联的差距显而易见。
在曼联，每一次主教练任命都被塑造成“找到救世主”——本质是试图复刻弗格森的绝对权威，而非建立一套体系。一旦失败，便重新洗牌。这些教练的战术思路各不相同，任命之间毫无连贯的哲学可言。这种杂乱无章的“换帅轮盘”，直接导致了俱乐部的身份危机：没有统一的球队风格，没有长期框架，进而影响了引援、青训和表现稳定性。
曼联常让昔日巨星活跃在公众视野中——从大使角色到评论席、媒体亮相，加里·内维尔、罗伊·基恩、斯科尔斯等前球员占据着核心媒体资源。他们的声音对俱乐部相关的全民讨论的影响，远超任何高管声明。
这种影响力即便在利物浦、拜仁慕尼黑、皇家马德里等豪门中也极为罕见，而其问题在于：它强化了“过去的标准”，却忽略了“现在的语境”。当名宿公开批评现役球员或球队体系时，往往适得其反——它放大了“昔日辉煌”的神话，而非促进建设性对话。
作为曼联最负盛名的中场球员之一，斯科尔斯对现役球员的评价从不避讳。他曾公开表示，对拉什福德离开曼联“很难感到高兴”，称拉什福德在俱乐部最后几个月的“态度有问题”；在自己的播客《The Good, The Bad & The Football》中，他还对曼联围绕霍伊伦的决策感到困惑——质疑俱乐部放走这位年轻前锋的决定，也对后续引援思路感到不解。
尽管斯科尔斯的观点源于对俱乐部的深刻了解，但他对现役球员的公开批评，更易助长“球队混乱”的叙事，而非推动问题解决。另一位传奇人物基恩也对拉什福德的曼联生涯发表过看法，称他是“球队环境问题的一部分”，并对其“未给年轻球员树立标准”等行为表示担忧。基恩的评价向来尖锐，虽点出了表现问题，却也加剧了球迷的不满，分散了对战略反思的注意力。
内维尔虽不像基恩、斯科尔斯那样持续批评，但社交媒体片段和评论中，也常能看到他对战术决策和阵容选择的质疑。拉什福德并非个例——马奎尔、弗雷德等多名球员都曾遭到名宿抨击。
现役球员也承认，这类言论会渗透到俱乐部环境中。埃里克森近期就坦言，名宿的持续批评“对试图重建信心的球员毫无帮助”。这些批评并非毫无价值，但若名宿的公开审视形成循环，后果将不堪设想：球迷（尤其是年轻球迷）看到昔日偶像谴责现役球队，会加深对球队的怀疑，进而让战略耐心和长期重建变得更难维系。
换句话说，脱离语境的情怀——尤其是夹杂着公众不满时——更易模糊判断，而非指明方向。
青训出身的拉什福德，成了最典型的案例。在因“态度”和“肢体语言”遭到公开批评后，拉什福德转会巴塞罗那，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生。他在新俱乐部贡献了高额进球数据，欧冠赛场上的表现也十分亮眼。这位前锋本人也承认，离开曼联是职业成长的一部分，称俱乐部“正处于变革期”并送上祝福——即便评论员们仍在剖析他的离队动机。
另一位青训球员麦克托米奈，转会那不勒斯后也强势复苏：不仅随队赢得意甲冠军，还当选赛季最佳球员；随后又助力球队夺得意大利超级杯，并用一根庆祝雪茄标志着“全新成功篇章”的开启。麦克托米奈的重生与拉什福德的海外复兴形成鲜明对比，也印证了：球员在“缺乏稳定性和清晰战略”的曼联环境中难以立足，离开后却能绽放光彩。
最后是霍伊伦——这位以天价签下的主力前锋，在阿莫林麾下被挤出首发阵容，离开曼联后职业生涯轨迹同样回升。在那不勒斯，霍伊伦斩获多粒进球，助力球队夺冠，并公开表示这次转会“挽救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麦克托米奈和霍伊伦在曼联挣扎求存，离开后却迅速成功，这一事实深刻凸显：曼联未能在连贯的战术身份下，充分发挥球员的天赋。
问题的核心在于：红魔并非要复刻弗格森的足球风格或战术，而是试图复刻他的“权威”——却忽略了支撑这份权威的生态系统。
弗格森的成功，源于一套连贯的体系：对引援的掌控、长期规划、青训融合，以及管理层的支持。如今的曼联，将他的遗产当作评判标准，却缺乏支撑这份标准的制度基础。久而久之，弗格森时代不再是历史成就，而成了永恒的“标尺”——如同一个幽灵，在每一次重建尚未起步时便施加桎梏。
曼联的过去永远是骄傲的源泉，但历史不能既是“产品”，又是“指南针”。除非弗格森时代真正成为“历史”而非“参考资料”——被尊重、被研究，却不再被当作身份的替代品——否则俱乐部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复兴。
曼联不需要更多偶像、更多记忆，或更响亮的辉煌回声。他们需要一套独立于“谁曾身披战袍”的足球哲学。唯有如此，俱乐部才能停止“卖情怀胜过踢足球”的现状，重新赢回信任。
2023年末至2024年，收购曼联足球运营控制权的英国亿万富翁拉特克利夫明确表示，计划将俱乐部转向“以足球为核心”的运营模式。他推出的措施包括成本削减和架构重组——为精简足球运营，约450个员工岗位被裁撤。
此外，拉特克利夫因终止弗格森的大使职务引发争议，也让“尊重遗产”与“财务及结构必要性”的矛盾浮出水面。他试图建立清晰的领导层级，包括任命体育总监丹·阿什沃思——尽管阿什沃思任期短暂且充满争议，最终成效有限。
这些举措彰显了拉特克利夫对“结构性纪律”的重视，却也凸显了“传统与变革”的张力。
若想走出弗格森时代的阴影，摆脱“情怀营销”的依赖，曼联必须培育“鲜活的足球身份”。红魔需要一套能跨越主教练更迭的稳定哲学——利物浦和曼城早已证明，核心战术基因能够承受管理层变动。
从青训教练到一线队战术，俱乐部必须围绕一套指导风格统一对齐——无论是进攻理念、压迫体系，还是阵容构建原则。名宿的批评或许有见地，但不能主导俱乐部身份，更不能替代战略路线图。曼联需要的是“实质”，而非“情感”。
情怀可以是灵感，不能是拐杖。若没有一套超越“昔日球员”的明确身份，曼联终将沦为“只靠过去闻名”的俱乐部，而非“开创精彩未来”的强者。
俱乐部辉煌的遗产永远值得骄傲。但沉迷于过去的光芒，很容易将“记忆”包装成“宿命”——这正是危险所在。
要开启新时代——一个以战术身份、连贯战略和可持续成功为标志的时代——曼联必须停止用情怀替代叙事，转而将身份锚定在清晰的现代足球原则上。这需要耐心、结构性纪律，以及“放下最受尊崇的阴影”的勇气——因为“曾经的曼联”，无法自动定义“未来的曼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