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座雕像，多重解读
近期，甘肃瓜州“汉武雄风”等雕像引发广大网友质疑，质疑主要围绕其艺术形象，设计细节，及创作者的背景等，我总结了一下，质疑主要有以下内容。
整体艺术形象：眉头紧锁，仅有头部露出沙土，被形容为 “诡异”、像 “被活埋” 或 “头颅落地”。
具体设计细节：1. “斩首”隐喻：有航拍显示通往雕塑的道路形状似大刀或弓箭，刀刃对准雕塑。2. “镇魂”符号：雕塑头冠侧面看像“钉子”插入头部；基座前摆放的七块石头被指为“七星锁魂阵”。
创作者背景：雕塑家为美籍华裔张万兴（原名张万新），网友质疑为何选用外籍艺术家创作象征民族精神的题材。
项目性质：官方澄清该项目非政府出资主导，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自筹经费的实践创作项目。更让广大网友坐实上述质疑。
针对广大网友的质疑，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如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1月3日发表文章说：或许是如今的网上舆论对艺术等文化现象的审视变严厉了，过去几年里，有多个个性化的表达遭到网上舆论的口诛笔伐，这一背景下，这一波的叙事显得言之凿凿。
胡锡进说，他主张对艺术家的表达方式多给一些尊重，“艺术创作需要更加包容、开放的空间和氛围”，而对于创作者的争议，胡锡进说，没查到张万兴的政治倾向的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与他合作的清华美院值得多给予一些信任”。
二、是文艺创作的个性表达？还是网友的过度解读？
这到底是艺术创作的个性表达？还是网友的过度解读？公共艺术创作的边界在哪里？为什么一小撮“艺术家”的审美和大众审美差异如此之大？到底有没有意识渗透？当作品引发广泛不适时，是大众“不懂艺术”，还是创作脱离了土壤？
小编认为，之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被网友质疑，关键是文艺创作的立场脱离了人民大众。
三、重温教员文章，文艺创作的立场，文艺为谁服务？
看到这些质疑，我想起了教员的一篇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战士在前方拼命打仗，而后方文艺创作乱象丛生，艺术家们不帮助他们打击敌人，反而在后面戳自己人的脊梁骨。如当时延安的报刊上曾登出一篇奇怪的小说《间隔》，女主角是一个来参加革命的女学生，被一位支队长救下，这位支队长对女学生有意思。可小说却把支队长追求女学生的细节写得很油腻，很粗鲁，通篇读下来，整个一老色批军官强追小姑娘，让人非常不适。还有人说延安这不好，那不好，和国统区没什么区别。还有艺术家沉醉于自己的高雅艺术，作品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针对这些乱象，教员曾尖锐的指出：有的文艺作品“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为整顿文艺界，教员组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
文章回答了文艺创作的两个关键问题：
1、文艺是为谁服务的？答案是：为人民大众。教员指出：文艺创作是有立场的，并且文艺创作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反观那些被广大网友质疑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什么立场？是不是网友的过度解读，一目了然。
2、文艺作品如何创作？答案是：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先做群众的学生，虚心向人民学习，观察、体验、研究一切生动的生活与斗争，才能获得创作的源泉，才有可能成为群众的先生。反观现在某些“艺术家”面对大众的质疑，不去反思，却嘲讽大众不懂艺术，不懂审美，高下立判。
四、质疑兴起：话语权的回归与民众的觉醒
近年来，公众对文艺作品质疑之声增多，这并非坏事，反而标志着一个积极转变：大众审美意识和文化话语权的觉醒。
改革开放以来，为发展经济，中国各行业敞开怀抱，全面与国际接轨，于是，各种思潮也一起涌了进来，其中影响最深的就是教育界和文艺界。西方通过各种奖项评选，通过扶植“公知”，引导文艺创作方向，引导社会舆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中国学术界、文艺界面对西方的文化入侵，可以说是全面落败，没有一点话语权，不仅没有组织有效的理论反击，反而主动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以迎合西方为荣。
反而是当代网友，借助网络，意外打破了西方在政治问题上的话语权垄断。尤其是自媒体的快速发展，让创作门槛一再降低，创作的权力终于再次回到了人民大众手上。掌握了创作权力的人民大众，先是手撕公知，而后打碎“艺术家”的滤镜，凭借最朴素的文化直觉，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作品中存在的价值错位与情感疏离，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文艺批评。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某些精英干不好的事情，将会由人民大众来完成。
从“手撕公知”到辨析文艺作品，民众正在实践中重新夺回文化诠释的主动权。这印证了《讲话》中早已揭示的真理：人民，才是文艺工作最权威的评判者。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需要重读教员的这篇文章，正如文章所写：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是高于人民群众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
瓜州的雕像争议，恰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个别创作脱离人民的窘境，也映照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