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桑巴特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具争议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其研究横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领域，是首个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并引发韦伯后续研究的学者。当代学界重新关注其资本主义多元起源论及跨学科方法论，视其为连接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关键人物。
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
由于生活在工业经济蒸蒸日上的年代，桑巴特年轻时就是一个热烈的资本主义赞美者，这是他与马克思的重要差别之一。桑巴特更倾向于站在有助于工业社会发展的角度而非人道价值角度来观察资本主义。因此尽管他清楚看到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却选择了不同方向，从资产阶级角度而非工人阶级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他的代表作《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将“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德国学术界，更通过历经多次再版的传播，使其在学界获得稳固地位。《现代资本主义》（李季、晏小宝译，晏小宝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一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现代资本主义》（李季、晏小宝译，晏小宝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桑巴特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为我们思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除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与形成机制的学术争论外，围绕价值判断自由的争议，以及国民经济学中理论与历史的探讨，都与他密不可分——在马克思精神影响下，基于新的历史环境，从资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的视角，运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借此推动社会的完善。
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定义：“一种流通经济的组织，在此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群体：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无产的纯粹工人，前者同时掌管着主导权，系为经济主体，后者则为经济客体，二者通过市场相互结合，共同劳动，此种组织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理性主义支配”（《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203页）。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是一个一个企业的总和，企业就是资本主义的细胞，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以促进资产阶级即企业家群体发展为中心、经济主体（企业家）和经济客体（工人）相互作用，以此实现企业盈利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由此，桑巴特提出人们的精神因素（心理特质）特别是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根源和发展动力的观点。他考察了欧洲历史上一些重要的经济生活事件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和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关系，以便“弄清楚经济发展中欧洲的这些普遍特征”，“探讨那些较小群体的经济命运”（同上，第二版序言，第5页）。显然，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形成根源的思想并非经验主义自然科学的线性决定论，他创建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历史事件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相互影响。
桑巴特亲身经历了德意志大起大落的年代。出生于分裂贫弱的年代，少年时德意志政治统一，青年中年时代德意志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跃升为欧洲第二强国；之后掉入一战的深渊和魏玛共和国经济的崩溃；晚年纳粹统治德意志，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桑巴特学术思想深深受到现实的冲击而发生波动，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桑巴特生前身后受到各方几乎同样广泛和尖锐的褒奖和批判。
他曾被恩格斯亲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曾自称为“笃信的马克思主义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也因反马克思阶级斗争立场，学术立场与马克思有异，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他师从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施穆勒、瓦格纳，致力于为德意志发展服务，受聘柏林大学经济学教席；也因美化战争、贬斥犹太民族、支持纳粹而受到后人唾弃。
他从企业家视角研究资本主义，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众多创见，被美国社会学学会第53任会长埃弗雷特·休斯认为“敏锐而具有启发性地描述了经济过程，将矛盾分析推进到黑暗的潜意识深处”；也曾被熊彼特等人贬斥为“虚假的恢弘”、“二手材料”的堆积、“历史主义的怪胎”、“伪学术著作”。他看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对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剥夺，因此致力于从精神和文化角度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极大的启发性；然而也因浓厚的国家利益至上、民族主义情结令人侧目——“只要有利于德国的强大，我们愿意牺牲一切理论和一切原则”。
桑巴特从资产阶级视角研究社会发展，强调发展优秀的德意志精神和文化，主张社会改革，从精神视角观察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关系匪浅。
19-20世纪之交德意志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是德意志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其自身成就、对世界的影响，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与此同时，德意志国内国际面临的矛盾也在不断深化。
1、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
近千年德意志民族的分裂落后和备遭欺凌，培养了该民族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也激发起民族文化主义思潮，诞生了众多划时代的科学巨匠。
19世纪一百年的时间，德国见证了从鱼腩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在1800年，德意志还被分裂为数千个邦国、领地、自由市等。三十年战争之后国际国内政治现实一直抑制着德意志的发展。一些邦国的主权掌握在其他强国手中，国内政治事务仍受到周边强国的干涉。经济衰败，文化凋敝。拿破仑入侵消灭了神圣罗马帝国，迫使各邦国容克统治者开始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尤其是1850年之后的农奴制度改革，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俾斯麦在1862年上台之后，率领一群小邦国，借助三次对外战争，一方面将奥匈帝国排挤出德意志兰，另一方面成功排除周边强国的干预，并借机在象征着法国王权的凡尔赛宫宣告了德意志的统一和独立，开始了德意志帝国短暂然而辉煌的四十余年历程。千年的期盼一朝成真，德国内部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抵达巅峰。时任英国首相本杰明这样评价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一场比上世纪法国大革命还要伟大的政治巨变”，“欧洲权力的天平被完全打破”。到20世纪初的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成为一个世界级强国。
德意志帝国在短短四十几年内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成就：德国钢铁产量由1870年的300多万吨、世界总产量的12%飙升到1913年的3551万吨、世界总产量的25%，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出口国；煤炭开采量由1880年的6000万吨到1913年的28000万吨；电气工业在1891-1913年增长28倍，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34%，超过美国的29%居各国之首；1913年德国发电量达到80亿千瓦时，比英、法、意三国发电量总和还要多；在化学工业领域，德国把电能等和化学工业结合起来，在世界上处于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成为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工业成就；光学工业中的优质产品几乎100%来自德国。总之，到一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机械、化学、电气等产品的出口国，其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次于英国，稳居世界第二位。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同样居于世界第二。
如果说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堪称奇迹，那么其科技成就对人类的贡献则是空前的。在18世纪，科学巨匠莱布尼茨开创了德意志理性主义哲学（唯理论）的传统。之后经由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发扬光大，不仅令世界其他各国的哲学思想黯然失色，更是开创了全新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研究方法。理性主义科学研究方法首先在社科领域引发了一场“乾坤的大扭转”的重大而深刻的范式革命，将僵硬的机械主义研究方式打开了一个缺口，众多社会科学流派如繁花般涌现，历史主义哲学、历史主义法学、历史主义史学、历史主义经济学等等如约而至。之后，这一研究方法也开始向自然科学领域渗透。随着理性主义哲学进入大学课堂，深深影响了青年学子及其科学研究活动，大批自然科学家崛起。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最著名的成就主要有二：世纪之交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普朗克创建量子力学，颠覆了经典物理学的一统天下（贝塔朗菲：这二者都是在德意志理性主义哲学启发之下完成的）；1930年代，奥地利人贝塔朗菲受到这一科学研究方法影响，创立了一般系统论，被科学界称作自然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科学思维基本方向的转变”“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可以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在古代所起的作用相媲美”……20世纪中叶之后，系统科学呈爆炸性发展。迄今人类都在运用并享受着这一科学研究方法及其成果。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教育改革、政治改革、工业发展、人文基础等的联合催化下，德意志民族自然科学家也长袖善舞迅速登上世界舞台，引领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潮流。德意志帝国在世纪之交成为无可置疑的科学创新大国，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代表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在它面前，普鲁士的政治霸权和德国制造商标的辉煌经济地位也显得失色”。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出现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科学巨匠，其中很多都是人类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生物学领域中的罗伯特·柯赫、约翰内斯·米勒、奥古斯特·魏斯曼；物理学领域中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因里希·赫兹、伦琴；化学领域中的保罗·埃尔利希等等。诺贝尔奖成立之初的获奖者更能说明德意志的科学成就——前34个诺贝尔化学奖中有15个颁给了德国人；前30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有10个颁给了德国人；前33个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有9个被德国人得到。
总之，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德意志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达到辉煌的顶点，帝国内部民族情绪鼎沸，一派歌舞升平的场景。
2、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国内困境
德意志统一之后，尽管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帝国内部矛盾的积累也日益严峻，这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严重分裂。
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体，不仅追求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力量空前强大，工人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裹挟，无时无刻希望获得自由平等的政治地位，为自己争取利益。封建生产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容克贵族只剩下一顶可以获取垄断特权的头衔，而且占全部人口的极少数。尽管他们仍旧牢牢控制着帝国的统治权，但时刻担心民众的一个微小波动就把自己摔下踩碎。为此，政治统治者就像走在危险的悬崖边上，千方百计束缚和控制被统治者为自己服务。于是，抑制自由平等就成为我就看到的帝国时期种种制度设计和政治措施的实质：铁血政策、军国主义政策、文化斗争、非常法斗争、建设科层制社会、反犹主义等等。这也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众多难以抉择的困境：
自由还是统一：在十九世纪，“自由”与“统一”是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然而，有民族无国家的痛苦历史体验，逐渐使统一问题超越和掩盖了一切其他问题，成为能够引起德国人民最大兴趣和热情的问题。德意志统一所激起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更使议会政治、责任内阁和立宪主义这些严肃理智的问题被彻底淹没，自由主义的火花几乎被完全扑灭。这就为日后德国历史的发展埋下隐患。
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俾斯麦清楚意识到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实行专制独裁不具现实性，于是为新帝国设计的是一套形式上的三权分立，然而实际上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在两院制立法机构中，联邦议会事实上是普鲁士霸权的伪装，帝国国会只是一个“发表独白”的“没有政府的议会”。帝国的实权掌握在帝国皇帝和由他任命的帝国首相手中。这种把大多数国民排除在外的封闭政治体制，当危机和矛盾到来时，很容易实行“不见棺材不落泪”式的极端政策。
变还是不变：工业化浪潮推动了社会转型，但各邦贵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特权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他们一直是德国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顽固坚持传统的等级观念，社会的人口垂直流动严重受阻。大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放弃了争取议会制立宪政府的斗争，满足于在经济领域内发挥力量和影响，让容克贵族继续控制政治领域。底层民众则因为俾斯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体系，加强了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同时也强化了对国家的依附与顺从，使国家至上在德国民众的观念中占压倒优势。社会转型陷入僵局。
生存还是毁灭：在俾斯麦带领德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普鲁士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等传统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结合起来，得到进一步的张扬，潜伏在统一之后的德意志的灵魂深处。随着德意志的强大，帝国社会很多阶层中弥散着一种前所未有（抑或是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大与唯我独尊感。然而俾斯麦的继任者，只看到了德国军事统一时的耀武扬威，却没看到俾斯麦在完成国家统一后的平衡、妥协与克制，终于带领帝国在一战中走向毁灭。
3、世纪之交的国际格局
19世纪末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积累期和爆发期。在生产力跃升、制度创新和全球化加速的同时，阶级对立、国际冲突和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种子也悄然壮大。
（1）经济领域
在这一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大引擎。相对论、量子假说等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以及新技术、新发明和新生产管理模式的层出不穷，在带来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创造出众多新产品与产业，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攀升，传统的轻工业如纺织业的比重日渐下降。
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发生变革，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形式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垄断组织凭借规模经济优势，控制产品价格、产量和市场份额，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发生深度融合，金融资本迅速壮大，形成少数金融寡头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例如，摩根财团通过控股铁路和钢铁企业操纵美国经济，德意志银行深度介入重工业投资形成垄断体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大量过剩资本，资本输出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形式，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主导了殖民地的经济命脉。
（2）社会领域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分化加剧。大垄断资本家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对关键产业的掌控，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主导力量。例如，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通过石油垄断，掌控了庞大的经济帝国，其影响力渗透到政府决策、金融市场等各个方面。中小资产阶级面临着激烈竞争和被兼并的压力，或者在竞争中破产，沦为普通劳动者，或者艰难维持，在经济活动中的话语权逐渐减弱。中产阶级规模有所扩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凭借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不同，新中间阶层注重教育、文化和生活品质，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价值观。他们的兴起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广大工人阶级仍然处于社会底层，面临着低工资、长工时、高强度劳动和恶劣工作环境等问题。泰勒和福特等人对新生产管理模式的探索，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对生产效率的过分强调也加剧了劳动异化问题。例如，1900年美国1%人口掌握87%财富；德国产业工人实际工资在1895-1913年仅增长25%，远低于300%的工业增速；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工人日均工作14小时等。
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经济上的不平等引发工人阶级的强烈不满。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益，开始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通过政治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一时期也出现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矛盾促使西方资本主义着手进行自我修正，开始关注劳工权益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建立初步的社会福利制度。例如，德国在俾斯麦时期率先推出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英国进一步完善议会制度，扩大选举权范围，工人阶级等群体在政治上获得一定的参与权，政治民主化进程有所推进。
（3）全球化领域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巨大变革，为世纪之交的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诸多关键层面推动了世界的紧密联系与融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拓展全球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交换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模式。金本位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行，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基础，促进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世界市场形成，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往往会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影响到其他国家，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开始显现。例如，1929 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大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充分体现了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和相互影响。
这一时期的全球化也带来了严重的不平等和矛盾，首先是资本主义强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矛盾加深。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通过武力胁迫、不平等条约等手段，打开众多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大门，将这些地区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向落后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深化了它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沦为附庸。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后来的国际冲突和矛盾埋下了隐患。
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深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对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已经基本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后起的国家为获取更多的市场和资源，必然会与老牌国家发生冲突。德国与周边强国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激化。俾斯麦深知德国的统一打破了数百年来欧洲的均势，各国对德意志的崛起深感不安，力图恢复旧状：法国固不待言，沙俄对德国的政策一直是“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英国认为德国统一“挑战了大英帝国对欧洲的一向主导”。因此他在内部维持容克贵族的统治，外部建设联盟体系维护大陆均势的同时，极力反对向外争夺殖民地，避免激化矛盾。威廉二世在俾斯麦去职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原材料的进口，选择了扩张性的政策，放弃了俾斯麦的联盟体系，开始与周边强国争夺殖民地，并大力建设军备，引发周边强国的不安。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被应用于国际关系。于是，一战爆发，宣告了这一轮全球化的终结。
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思想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之一。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驱动和文化驱动两大类。大量思想家都站在自己视角上做出过有益的探讨。最著名的当属马克思，他从宏观哲学角度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详细分析了经济发展对社会制度、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没有结合社会历史现实详细展开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发展的辅助作用。或许，这并非当时所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吧。马克思铺就的框架启迪了后世学者的视野。时过境迁，历史任务发生转变，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桑巴特和韦伯，致力于从思想文化角度来观察和探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来解决社会面临的危机，由此开启了百余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此后，美国道格拉斯·诺斯从国家正式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的角度，保罗•肯尼迪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和军事冲突角度，范赞登等人从非正式制度比如婚姻制度角度，对近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考察。
鉴于战后学术与政治日渐分离，人们在阅读战前思想家著作时，倾向于摒弃其时代局限性因素，取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在很多思想家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一词也逐渐被“近代社会”所中和，“资产阶级”也往往与“企业家”的内涵具有一定的重叠性。这就使充满政治张力的一些著作，与当前社会发展现实有了密切的交汇。此时，桑巴特、韦伯等人从资本主义精神的角度探讨资本主义的形成，有助于培养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应对，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桑巴特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探讨，存在很多一致之处，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分歧。尤其是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有很多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地方。
桑巴特和韦伯在资本主义精神方面的一致之处就是科学研究方法和基本视角的一致。
二人同属德意志历史学派，都强调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大致相同，都是站在资产阶级视角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也都强调观点需要与客观现实相结合，而不是纯粹满足国家统治者的需要；同时二人都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人们的精神状态不满，主张改变；二人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都致力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视角，回答马克思提出的历史问题。
二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桑巴特侧重经济史的考察，内含更为巨大的现实性。
1、培养企业家精神的巨大现实性。提出“企业家精神”是桑巴特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巨大创新。如上所述，桑巴特认为企业就是资本主义的细胞，企业家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主体，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这是一种“征服与盈利”的精神状态。当然，他也提出侧重“秩序与保存”的市民精神，这应该是企业家精神的辅佐力量。“将企业精神和市民精神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同上，第210-211页）企业家精神，是桑巴特的创见，这在经济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熊彼特、德鲁克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挖掘，并从这个视角论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2、一个更为重大的现实性在于，桑巴特重点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形成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经济史实或其文化内涵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其中，他不是简单考察某一个史实或者某一个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而是根据现实的众多经济史实来进行考察。而且，他也不是单纯考察经济史实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同时也看到后者对前者的推动和影响。
注重经济史实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就不会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受到伦理限制，仅仅从某些正向的伦理思想角度观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天职等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
桑巴特也非常看重资本主义精神对于经济史实的影响。比如，他深刻考察战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关系，他不是简单从伦理角度鞭笞资本主义对战争的推动作用，也不简单看到企业家精神对战争的推动，更是看到战争对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企业管理方式、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等的积极作用。这显然是一种较为严谨且科学的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严谨且深刻的考查方式还包括对资本主义精神与国家、宫廷奢侈、贵金属生产、市民财富等等的探讨。他说，“在国家中，它（企业家精神）的目的首先是征服、支配。但在宗教、教会中，......它想要解放，挣脱枷锁；在科学中，它想要解开谜团；在技术中，它从事发明；在地球上，它力图发现。”（同上，第209页）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桑巴特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考察厚重、精当、现实。
桑巴特试图从逻辑上演绎资本主义精神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资本主义精神首先会推动形成“现代军队”这一“最重要的工具”，进而创造国家，改进技术，获取贵金属矿藏，产生市民财富，形成各种各样的新的商品需求，促进劳动力的采购等（同上，第211-213页）。这就带来如下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1）这些历程，是否是必需的？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精神必然会掌控军队？必然会在某一阶段推动战争？推动宫廷的奢侈？等等。2）这一过程是单一的，还是循环的，或者不固定的？3）一个国家是否需要对这一历程各环节与社会发展、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做出充分预估？不仅是自己本国内企业家精神对这些历程的推动，还包括他国企业家精神对这些历程的推动，对我们的可能影响，比如战争......4）如何看待桑巴特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他所处时代的现实——德意志帝国的民族情绪、容克贵族的统治、两次世界大战等等，比如这一资本主义精神仅仅是德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还是说普遍存在。
3、桑巴特从精神方面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其中涉及了当前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经济“撒旦”控制了人类的精神，人类“脱人化”，信仰、道德、思想、价值观念乃至文学艺术等高尚的精神文明被经济利益摧毁，“一切实在利益：美、强、善、知、艺术、天才、出身、家风、人种等等”，变为谋财的工具......如此发展下去，人类将“自我毁灭”。因此，他提出要从精神领域建设比经济利益“更高的价值”，基于此建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秩序、国家制度，规范经济生活。这无疑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4、最后一个重大现实性在于如何看待桑巴特、历史学派和德意志文化的问题。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在德意志当时具有远超韦伯的社会影响。然而在二战之后，韦伯复兴，桑巴特则被淡忘。这一现象，结合当年德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是否需要我们“以我为主”，严谨地对待和思考？
来源：曲广为（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