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死后，林洙写书抹黑林徽因，背后是疯狂的嫉妒和得不到的爱

二零零四年的春天，北京的空气里还夹杂着一丝未退的寒意。在各大新华书店最显眼的书架上，悄然摆上了一本封面素雅、书名却极具冲击力的新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林洙。对于当时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对于稍微了解一点中国建筑史，或者是对民国往事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名字的出现，却像是一颗深水炸弹，在平静了许久的湖面上，炸起了滔天巨浪。

林洙，她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

这时候，距离那位风华绝代、被誉为“民国第一才女”的林徽因去世，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九年。距离那位中国建筑界的泰斗、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而痛哭失声的梁思成离世，也已经过去了三十二年。

四十九年，将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足以让尘土掩埋一切恩怨，也足以让死者在历史的烟尘中安息。然而，这本书的出版，却打破了这份长久的宁静。这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它更像是一封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宣战书”，一个活着的女人，向一个早已化为白骨的女人，发起的绝地反击。

在这本书里，林洙用一种看似温婉、实则刀刀见血的笔触，彻底颠覆了大众对林徽因的传统认知。在她的笔下，那个在教科书里光芒万丈的建筑学家、那个在诗歌里灵动飘逸的诗人，被剥去了所有的光环，变成了一个自私、懒惰，甚至私生活混乱的“庸俗女人”。

历史最荒谬、也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此：死者长眠地下，嘴巴被黄土封死，无法为自己辩解半句；而活着的人，手里握着笔杆子，拥有了肆意涂抹回忆、重塑真相的特权。

01

林洙坐在那张老旧的书桌前，手里捧着刚出版的样书，指尖轻轻划过封面上那三个名字。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胜利者的微笑。

这一刻，她等了太久。

书里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她在无数个深夜里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出来的。她知道，这本书一旦面世，那些关于梁家的传说，那些关于林徽因的神话，都将由她来重新定义。

在书的前半部分，林洙极力塑造着一个形象——一个完美的、隐忍的、具有牺牲精神的“贤妻良母”。而这个主角，自然就是她自己。

她不厌其烦地描写着晚年梁思成的生活状态：身体孱弱、行动不便、需要人全天候的伺候。而她，就是那个不离不弃、无微不至的守护天使。

书中记录了无数个琐碎的生活片段：她是如何在寒冬腊月里，用温水一点点给梁思成擦拭身体；她是如何为了让梁思成多吃一口饭，变着花样地研究食谱，把肉炖得烂如泥；她是如何在梁思成病痛发作、脾气暴躁的时候，像哄孩子一样耐心地安抚他。

她特意写了一段与邻居的对话，这段对话在书中显得尤为刺眼。

那是某个傍晚，林洙提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老母鸡，在楼道里碰到了住对门的张大妈。

张大妈看着林洙手里沉甸甸的菜篮子，满眼都是羡慕和赞叹：“哎哟，林老师，您这又是给梁先生炖汤呢？您对梁先生，那可真是没得说！这才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的好手啊。不像以前那位，听说可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家里油瓶倒了都不带扶的。”

林洙听到这话，只是温婉地笑了笑，理了理耳边的碎发，轻声说道：“谁让我是个劳碌命呢？思成身体不好，我不伺候谁伺候？以前那是以前，那时候家里有佣人，现在这个家，我不撑着谁撑着？”

这段看似不经意的闲聊，却被林洙浓墨重彩地记了下来。她在字里行间都在向读者传递一个潜台词：看啊，那个被你们捧上天的女神林徽因，其实根本不懂得怎么做一个妻子。她只顾着自己的风光，只顾着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哪管丈夫的死活？只有我，林洙，才是那个真正把梁思成当成天、当成命来疼爱的女人。

为了衬托自己的“贤惠”，她必须把林徽因描绘得足够“糟糕”。

在她的笔下，林徽因成了一个彻底的“花瓶”。她写道：林徽因从不做家务，家里的事全靠保姆，连做饭都不会，整天只知道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客厅里接待各路名流，享受着男人们的追捧。她甚至暗示，林徽因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发火摔东西，而梁思成在她面前就像个受气的小媳妇，唯唯诺诺，大气都不敢出。

“思成在第一段婚姻里，过得很苦。”林洙在书中这样总结道，“他总是要迁就那位大小姐的脾气，总是要小心翼翼地伺候她。只有和我在一起，他才真正放松了下来，才真正享受到了被照顾、被体贴的丈夫待遇。”

她写道，有一次梁思成喝着她炖的汤，舒服地叹了口气，感叹道：“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顺口的饭菜。”

这句话被她特意加粗强调，仿佛是在向全世界宣告她的胜利。她在暗示：那个女人给不了他的温暖，我给了；那个女人给不了他的安稳，我给了。

林洙深知读者的心理。人们总是乐于看到神坛上的人物也有不堪的一面，乐于听到“才女其实是个悍妇”、“大师其实是个妻管严”这样的反转剧情。她把那些家长里短、把那些只有夫妻关起门来才知道的所谓“私密细节”，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她觉得她赢了。那个女人已经变成了一捧骨灰，再也不能跳出来反驳她说：“我没有。”

现在的舆论场，是她林洙的天下。她要把那个高高在上的名字拉下来，踩在泥里，好让世人看看，谁才是梁家真正的、合格的女主人。

02

然而，文字可以撒谎，人心可以伪装，但历史的档案和那些亲历者的记忆，却是无法被轻易抹去的。

一九四零年的四川李庄，天空随时会落下日本人的炸弹，警报声是每日的必修课。

地面上是一片焦土和贫瘠，人们在饥饿和恐惧中艰难求生。

李庄，这个长江边上的偏僻古镇，收留了流亡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就挤在一间破旧的农舍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在跳动。屋顶的瓦片残破不堪，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床头得时刻备着脸盆接水。

此时的林徽因，早已不是北平那个风华绝代的“太太”。严重的肺结核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她的生命力，她瘦得脱了形，体重掉到了八十斤不到，颧骨高耸，眼窝深陷。每一次咳嗽，都像是要把整个肺叶咳出来，手帕上经常染着触目惊心的鲜红血迹。

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下，在身体几乎崩溃的边缘，林洙口中那个“懒惰”、“娇气”、“不做家务”的女人，究竟在做什么？

夜深了，寒风透过窗户纸的缝隙钻进来，发出呜呜的声响。

梁思成因为脊椎灰质化硬化症发作，背痛得直不起腰，他的下巴必须抵在一个花瓶上，才能勉强支撑住头部，继续伏案工作。他在画图，画那些即将消失在战火中的中国古建筑。他的手在抖，额头上全是冷汗。

林徽因没有躺在床上呻吟，也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辛。她披着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坐在床边，手里拿着针线，正在借着微弱的灯光补袜子。

那不是她自己的袜子，是梁思成的，也是孩子们的。她的视力因为疾病已经有些模糊，但她依然一针一线地缝着，每一针都那是她对这个家沉甸甸的爱。

她放下针线，听见梁思成痛苦地哼了一声，便艰难地撑起身体，走到丈夫身后。那双曾经弹钢琴、写诗歌的手，如今变得粗糙干枯，只有皮包骨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帮丈夫按摩僵硬的脊背。

“思成，歇一会儿吧。”林徽因的声音沙哑而虚弱，带着浓重的喘息声。

梁思成回过头，看着妻子苍白的脸，眼眶瞬间红了：“你快睡吧，别熬着了，明早还得给孩子做饭，还得洗衣服……你这身子骨，怎么受得了。”

林徽因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抱怨，只有一种看透生死的淡然：“我哪里睡得着。这章的资料我还得帮你校对一遍，有些英文注释你翻得太急，我不放心。这本书是我们对国家的交代，不能有半点马虎。”

这就是林洙所谓的“十指不沾阳春水”？

在李庄的那几年，没有保姆，没有佣人，所有的家务都要亲力亲为。林徽因要拖着病体生火做饭，要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衣服，要在这一地鸡毛的贫困生活里，协助梁思成完成那部震古烁今的《中国建筑史》。

那时候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为了给梁思成补身体，家里养了几只鸡。可林徽因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哪怕咳血咳得头晕眼花，也要把仅有的鸡蛋留给丈夫和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她给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信，信里没有诉苦，没有哀叹，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坚韧：

“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我们每天都在和苍蝇、臭虫、没有水、没有电的日子做斗争。我不得不学习缝补，还要做饭。但这没什么，只要我们的书能写出来，只要中国的古建筑能被记录下来，这点苦算什么？就算我们死在这里，也要把这些图画完。”

至于林洙口中所谓的“脾气坏”、“夫妻不和”，更是无稽之谈。

梁思成和林徽因之间的争吵，从来不是因为柴米油盐，不是因为谁多干了活谁少干了活，而是因为学术观点。

有一次，两人为了一个古塔的结构年代吵得面红耳赤。声音大得连隔壁都能听见。

梁思成拍着桌子吼道：“这个斗拱的形制明明是宋代的特征！你看这个昂的长度！”

林徽因也不甘示弱，一边喘气一边反驳：“你看那个昂的斜度，那是唐风的遗存！你不能只看局部！你要看整体的气韵！你这个死脑筋！”

吵完了，两人各自坐在一边生闷气。过了一会儿，梁思成拿着图纸凑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那个……还是你说的对，我刚才仔细比对了文献，确实有唐代的影子。徽因，你的直觉总是比我准。”

林徽因白了他一眼，却又忍不住笑了：“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早就跟你说了，你不信。”

这哪里是林洙口中的“悍妇欺负老实人”？这分明是两个灵魂在精神高地上的碰撞与共鸣。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依赖，是深入骨髓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朋友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在那个战火纷飞、病痛缠身的年代，支撑他们走下去的，不是谁伺候谁的恩情，不是谁给谁做了一顿好饭，而是对共同事业的执着，是那种“你懂我、我也懂你”的默契。

这种高级的情感，是林洙那个只盯着饭菜咸淡、衣衫冷暖的世界观所无法理解的。她看到的只有生活的苦，却看不见那对夫妻在苦难中开出的精神之花。她用保姆的标准去衡量灵魂伴侣，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荒谬可笑的。

03

如果说关于生活细节的抹黑，还可以解释为视角的偏差，解释为林洙作为一个继室，想要在家庭地位上寻找一点优越感；那么，她在书中抛出的另一个重磅炸弹，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精心策划的“道德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