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七兵团指挥官黄百韬的死讯传到南京时，老蒋颇为难过了一段时间。但是关于黄百韬到底是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有人说黄百韬是自裁，有人说黄百韬是战场上被击毙。国民党将领陈士章等人后来在回忆录中对黄百韬之死的细节进行过描述，然而这些描述反而让黄百韬身上的谜团更加隐约。
死亡的能力
死亡，尤其是一种看似决绝的死亡，具有某种奇特的净化能力，甚至扭曲能力，它往往会让人们下意识选择忘记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相当关键的真相。
黄百韬在淮海战役兵败后举枪自裁，这一行为被迅速抽离出其具体的、血腥的语境，被简化为一个象征符号，供人凭吊或利用。
然而，那些真正与他共事、亲眼目睹其作为的部下，像陈士章、杨廷宴等人，他们所描绘的记忆中的黄百韬却比我们印象中的人物阴冷得多。
在众人的回忆中，黄百韬为求脱身或震慑部众，曾经下令系统性地杀害已无反抗能力的战俘。
黄百韬为阻挡我军的追击，不惜在可能波及平民的区域使用国际禁用的毒气。黄百韬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与判断连连失误，硬生生将自己麾下官兵带入绝境。
环境改变人物
从黄百韬这个人物的总体经历来看，他的残暴并非天生的本性行为，而是他治军理念与功利心态的自然延伸。
黄百韬并不是黄埔嫡系，在派系倾轧中崛起，他深知必须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果决”与“效忠”才能换取信任。这种生存焦虑，混合了军阀式的冷酷，使得“人命”在他手中常常沦为可计算的消耗品。
杀害俘虏，是节省管理成本与恐吓对手的手段；使用毒气，是战术上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的体现；而向己方中毒伤员补枪，则彻底暴露了其工具理性的冷酷巅峰，不能提供战斗力的生命，就是负累，应予清除。
黄百韬曾经的亲信部属在回忆中不约而同提及他的“阴沉”与“多疑”，这种性格特质在顺境中或可表现为谨慎，在逆境中则极易催化为对下属的苛责与对手段的无所顾忌。这种性格也正是杂牌将领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艰难求生的真实写照。
不同的选择
将黄百韬与其他同样面临绝境的将领对比，其面目便更加清晰。
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亦战至最后一刻，以身殉国，但其生前御敌之悍勇、爱兵之深切、守土之贞坚，有口皆碑，其死是人格光辉的完成。
反观黄百韬，其军事生涯中必不可少的有一些败仗。鲁南战役黄百韬和邱清泉的矛盾成为淮海战场上的巨大伏笔，而他最后的结局与其说是尽忠，不如说是是山穷水尽、假投降脱身之计失败后的绝望之举。
据当时亲历者的零散资料，黄百韬一度尝试伪装身份潜逃，直到发现无法逃脱后才选择自杀。这个细节削弱了黄百韬行为中可能蕴含的、主动选择的“殉道”色彩，使之更接近于穷途末路的无奈终点。
更加讽刺的是，据说黄百韬生前收集了大量的黄金，而黄百韬死后，其随身携带的黄金下落成谜。这桩悬案与其被美化的过程并行，如同一体两面，暗示着历史叙述常被权力与需求所缠绕。
某些势力需要树立一个“顽抗到底”的符号，以激励残余士气或服务某种政治叙事，于是黄百韬的复杂性与黑暗面被有意搁置，其自杀行为被抽离、放大、圣化。利用死亡，制造一个更符合当下需求的形象，而那个真实的、多面的、或许并不光彩的人，则被悄然掩埋。
真正的历史关怀，是关怀所有被卷入洪流的个体生命，那些被他下令屠戮的战俘，那些死于毒气的无名百姓，那些因他指挥失误而枉死的士兵，以及最终被他亲手“解决”的中毒伤员。他们的悲剧，不应淹没在对一个败军之将结局的片面渲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