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日本三大经济团体原定组团访华,却突然宣布无限期推迟行程——这是自2013年以来首次被中方“拒之门外”。

而就在几个月前,韩国总统李在明带着200多人的豪华企业团高调访华,签下多项合作。

一边是热情接待,一边是冷脸相待,差别待遇背后,藏着一个名字:高市早苗。

这位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日本首相,不仅因涉台言论激怒中国,还接连被曝履历造假、勾连邪教,政治危机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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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日,日本商工会议所、日中经济协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联合宣布,原定于1月20日至23日率约200名企业高管访华的计划正式延期,且“日程未定”。

这不是普通的一次行程调整,而是打破了一项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惯例。

自1975年起,除疫情期间外,日本三大经济团体每年都会派团访华,即便在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关系冰点时,也只是将当年9月的访问推迟到次年3月。

而这一次,中方连基本回应都没给。

据共同社披露,代表团曾明确提出希望与我国中央领导人会面,并计划与中国贸促会、发改委等机构交流,但截至2025年12月31日仍未获明确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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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日中经协会长进藤孝生等人早在2025年11月和12月就多次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沟通,试图推动成行,但中方态度始终冷淡。

最终,日方自己承认:“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这一拒绝信号清晰而强硬。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政经分离”,而是明确传递: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合作免谈。

尤其在2025年12月底,解放军东部战区刚在台海周边完成“正义使命-2025”实弹演习,划定五大演训区,日本却联合美欧澳等国妄议中国内政,对军演表达“关切”。

中方外交部直接点名批评日方“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建交基础”。

在此背景下,拒接日本经济团,已是最低限度的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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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导火索,始于2025年11月7日。

刚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

这句话看似技术性表述,实则释放危险信号——等于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此举彻底踩中中国红线。

高市并非首次挑衅,她早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就频繁渲染“中国威胁”,上台后更加快右转步伐。

要求提前实现防卫费占GDP 2%的目标,计划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甚至有官员公开鼓吹日本应拥有核武器。

在历史问题上,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村山谈话”,质疑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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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警惕的是,高市内阁的人事安排也是以右翼为主。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是靖国神社常客,经济安保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长期发表排外言论,首相辅佐官尾上定正更是自卫队出身——二战后罕见由军方背景人士进入核心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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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高市正系统性推动日本向军事化、民族主义方向加速。她的强硬姿态并未换来国际支持。

尽管她极力讨好美国,甚至在接待特朗普时展现“亲美优先”立场,但当中日关系因涉台言论急剧恶化后,美方并未如她所愿站队。

相反,特朗普私下要求她“放老实点,别招惹中方”。失去外交回旋空间的高市,只能眼睁睁看着经济界最重要的对华通道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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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政治危机发酵的同时,高市早苗的个人信誉也遭遇重创。

2026年元旦前后,日本网络掀起对其“履历造假”的新一轮声讨,焦点集中于她在1987年至1988年赴美实习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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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日本后,她多次在媒体和竞选材料中自称“美国联邦议会立法调查官”,甚至称“我是日本首位任职于美国国会的立法调查官”。

这一头衔极具迷惑性,让公众误以为她曾担任正式公职。事实上,日语中“调查员”才是准确译法,“调查官”则带有官方权威意味。

2016年就有媒体揭露此事,但当时高市辩称是“出版社建议的翻译”,并出示施罗德的推荐信搪塞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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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IWJ挖出铁证:她在1993年首次参选众议员时,确实在官方竞选传单中使用该虚假头衔,构成对选民的误导。

更讽刺的是,施罗德本人是反战左翼政客,若知其经历被极右翼政客拿来包装履历,恐怕难以接受。

而高市作为安倍晋三的政治门徒,与该组织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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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刺杀安倍的山上彻也正是因为母亲被“统一教”洗脑致贫才采取极端行动。

如今高市也被卷入其中,令日本民众震惊。那些长期指责左翼政党是“外国代理人”的右翼政客,自己却与境外宗教组织深度绑定。

这些丑闻叠加,动摇了高市的执政合法性。尽管她尚未正式辞职,但支持率持续下滑,党内不满情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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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上野千鹤子甚至直斥其内阁为“亡国”政府。

市场也用脚投票:日元持续贬值,长期国债收益率飙升,经济界普遍担忧其财政政策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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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韩国的待遇截然不同。2025年下半年,总统李在明多次表态重视对华关系,双方高层密集互动,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年底他率三星、现代、LG等200多人代表团访华,聚焦人工智能、绿色经济、供应链等务实领域,获得中方热情接待。

这并非偶然优待,而是基于政治互信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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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逻辑很清晰:经济合作不是单纯的买卖,而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你可以做生意,但不能一边赚钱一边挑战我的核心利益。

日本过去几十年享受“政冷经热”的红利,是因为中方愿意克制。

但当高市一再触碰台湾、历史、安全等红线时,这种默契自然瓦解。

对日本企业而言,后果正在显现。

水产品出口受限、旅游留学预警、高层对话冻结……这些措施虽未全面脱钩,但已足够传递信号。

三菱商事、日本生命、日本制铁等巨头原本指望通过访华缓解在华业务压力,如今只能继续观望。而时间拖得越久,损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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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若仍执迷于政治表演,拒绝实质性纠正错误言论,日本或将面临更深远的孤立。

中日关系的修复,不取决于经济界的焦虑,而取决于政治人物是否愿意回到尊重历史、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上。

否则,被拒之门外的,可能不只是一个经济代表团,而是整个国家的战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