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南互保”，在传统历史叙事里，它始终贴着“卖国求荣”“分裂国家”的刺眼标签。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这些南方封疆大吏，被斥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者”，说他们用妥协退让换取一己私利，置国家主权于不顾。这顶骂名，他们扛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可很少有人追问：如果真是“卖国”之举，为何在八国联军肆虐北方、清廷摇摇欲坠时，南方却能保持安宁，成为华夏文明的“避风港”？如果真是“分裂”阴谋，为何南方各省始终没有借机独立，反而为中国近代化保留了火种？
拨开历史的迷雾才会发现，被严重诋毁的东南互保，绝非耻辱的妥协，而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不抵抗的爱国”，是“保中华不保大清”的清醒抉择。
要读懂东南互保的初心，先得看清1900年的华夏绝境。那一年，北方大地早已乱成一锅粥：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浪潮席卷山东、直隶，焚烧教堂、斩杀教民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身处紫禁城的慈禧，在顽固派的怂恿下利令智昏，竟然向世界十一国宣战，下达了“召集义民”对抗列强的圣旨。
一时间，北方战火纷飞，八国联军借镇压义和团之名大举入侵，直隶境内生灵涂炭，北京城危在旦夕。
可诡异的是，这场“举国之战”却只局限在北方一隅——南方各省不仅没有响应朝廷“北上勤王”的号召，反而与列强达成了互不侵犯的“互保”协议。
这一幕，在封建王朝历史上堪称空前：一半的朝廷命官公开指责朝廷圣旨有误，明确表示坚决不予执行。
也正因如此，他们被贴上了“卖国”的标签。但很少有人知道，南方大员们的“抗旨”，恰恰是为了避免华夏文明彻底沉沦。
故事的转折点，始于一份被扣押的圣旨。1900年6月，时任帝国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最先看到了朝廷要求南方各省“召集义民”御侮的命令。
凭借对时局的清醒判断，他深知“以一敌众，理屈势穷”，若南方各省跟风而动，必然“同归于尽”。
于是，盛宣怀冒死扣押了这份圣旨，第一时间给远在广东的李鸿章发去密电，提出“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建议，预判朝政已被拳匪把持，未来唯有像咸丰十一年那样重整朝局才能了事。
李鸿章的回应，堪称晚清历史上最具血性的政治表态。他看完电报后，当即转给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大员，随后独自一人给朝廷发去电报，直言“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乱命”二字，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惊人的勇气——它直接否定了圣旨的合法性，暗示这是朝廷被暴民胁迫下的“伪诏”，这也是近代中国具有进步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事务中展现出鲜明的独立性与抗争性。
李鸿章的态度，迅速凝聚了南方各省的共识。张之洞、刘坤一随即联名致电清廷驻英大使，明确告知英国政府：中国有足够能力维护长江流域安全，拒绝英国军舰入境，避免了“各国援照效尤”的分裂危机。
与此同时，南方大员们紧急磋商，达成一致判断：朝廷的宣战决定是“暴民胁迫政府”的结果，绝非皇上本意。张之洞更是直接发电报给朝廷，要求严密保护使馆人员与外侨安全，提醒朝廷“只有保住使馆才有挽回局势的可能”。
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列强驻沪领事正式签订《东南保护约款》与《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核心内容直白而清晰：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南方督抚保护；
南方各省绝不支持义和团杀洋举动，不承认朝廷宣战诏书的合法性，全力保障洋人在华安全与利益；列强不得在南方采取任何军事攻击，遵守中国法律礼仪，维持正常贸易秩序。
随后，闽浙总督许应骙又与列强订立《福建互保协定》，互保范围扩大到广东、四川、陕西、河南、山东等十余个省份。
就是这样一份看似“妥协”的协议，却成了华夏文明的“救命符”。在北方陷入战火、生灵涂炭之际，南方凭借互保协议保持了安宁与稳定。
要知道，当时南方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江南的纺织业、沿海的对外贸易、长江流域的农业产出，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若南方也卷入战火，不仅经济成果会毁于一旦，数千万百姓也将陷入流离失所的绝境。正如史料记载，当时的南方“物价平稳，夜不闭户”，与北方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这种稳定，为中国近代化保留了宝贵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