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绩效考核季又来了。不少公司趁机祭出“末位淘汰”或“业绩不达标直接走人”的制度，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的管理手段。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员工明明完成了本职工作，甚至表现尚可，仅仅因为“排在最后一名”，就要被扫地出门——这真的合法吗？
答案很明确：不合法。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写得清清楚楚：用人单位只有在“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的情况下，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注意，关键词是“不能胜任”，而不是“排名靠后”。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不能胜任”是指连岗位最基本的要求都达不到，比如销售连续半年零成交、程序员交不出能运行的代码、客服连标准话术都说不利索。而“末位淘汰”呢？哪怕整个团队都超额完成目标，只要有人排最后，就得走人。这是一种相对排名，而非对绝对能力的客观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指导案例18号（中兴通讯诉王某案）中就一锤定音：考核居于末位，不等于不能胜任工作。此后，浙江高院、北京仲裁委等多地司法机关反复重申：仅凭绩效排名末位就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更关键的是，即便真认定员工“不胜任”，法律也设了四道关卡，缺一不可：
第一，岗位职责和考核标准必须明确、合理，并提前公示或与员工协商确认；
第二，要有充分证据证明员工确实未达到标准；
第三，必须先安排培训或调岗，给予改进机会；
第四，再次考核仍不合格，才能依法解除，并支付经济补偿或代通知金。
可现实中，多少公司跳过前三步，直接走到第四步？甚至第四步都懒得走，一句“你被淘汰了”就想打发人走。更有甚者，HR软硬兼施，逼你签“自愿离职协议”，一旦签字，赔偿金、失业保险全泡汤，维权之路直接被堵死。
不可否认，一些管理者推行末位淘汰，初衷或许是激发团队活力。但当效率优先压倒程序正义，当管理懒政披上“狼性文化”的外衣，受伤的不只是个体员工，更是组织的信任根基。
末位淘汰的本质，往往不是提升效能，而是转移管理责任：不去反思考核指标是否脱离实际、岗位匹配是否错位、培训支持是否缺失，而是简单粗暴地把问题归咎于“人不行”。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小微企业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企业管理和绩效考核。清扬君过去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客户——老板们自己身兼数职，既管业务又管人事，对绩效体系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谁干得多、谁拿得多”的朴素逻辑上。正因如此，“末位淘汰”这种看似简单直接、操作门槛低的管理方式，很容易被他们当作“高效工具”而盲目采纳。
但也要看到另一面：有些企业并非不懂法，而是明知故犯。他们清楚“末位淘汰”站不住脚，于是转而采用更隐蔽、更“合规化”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目的。清扬君就亲眼见过，一些公司把这套逻辑包装成新名词、新流程——比如搞“军令状”，逼员工签下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业绩目标；开动员大会、私下谈心、一起喝酒吃饭，一边打感情牌，一边施加心理压力，让你“自愿”认领不合理的指标；更有甚者，连一年前早已处理完毕、甚至口头批评过就算了的小问题，都被翻出来当作今天解雇你的“正当理由”。
表面看是管理，实则是算计。而最容易受伤的，永远是那些以为“努力干活就能留下”的普通打工人。
其实，司法早已亮明态度。在上海闵行法院的一起案件中，员工因未完成“军令状”目标被辞退，法院判企业违法解约；在武汉东湖高新区，公司以旧事为由重复处罚员工，同样被认定为“一事二罚”，构成违法。
法院看的不只是有没有制度，而是制度是否公平、执行是否透明、程序是否合规。那些只重结果、忽视过程、缺乏量化依据的淘汰机制，在法律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对劳动者而言，遭遇此类情况不必慌。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劳动合同、KPI文件、工作成果、考核通知、聊天记录……这些都是维权的关键。随后可向当地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通常是2N）。整个过程不收费，且2025年起多地已开通“小额速裁”通道，效率大增。
对企业来说，真正的管理智慧，从来不是靠淘汰“末位”来制造恐惧，而是通过科学的绩效体系、合理的岗位配置和有效的赋能机制，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位置。董明珠曾说：“一个队伍总有最后一名，永远淘汰最后一名，不公平。”华为讲“烧不死的鸟是凤凰”，阿里强调“因材施教”——这些理念背后，是对“人”的尊重。
职场不应成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律的意义，正在于制约强势一方对规则的滥用。它在保障企业合法经营管理权的同时，也为每一位劳动者确立了不容侵犯的权利底线。如今，这条底线正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看见、并坚定地守护。
图源：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