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的凌晨两点，南京总统府的灯还亮着。李宗仁推开窗子，寒气裹挟着江风灌入屋内，他回头叹了口气：“这副担子，怎么就落到我肩上了？”两天前，徐州失守的电报像乱箭一样飞进首都，高层会议一场接一场，最终把矛头对准了总指挥。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那一声“告别”，在很多人耳里更像短暂的退场，而非真正的谢幕。
奉化溪口本是一处清幽之地。乡亲们说，自家老蒋回来了，日子兴许能静一静。可从2月下旬开始，宁波往奉化的公路上多了军车，多了警卫，更不时有客人匆匆而来。张治中与此间渊源不深，却成了最特殊的访客。原因无他，南京得避开一个“掣肘”，谈判才有转圜——至少李宗仁与白崇禧是这么想的。
3月2日上午十一点半，栎社机场，螺旋桨的嗡鸣声停下。张治中跨下机梯时，对面站着的蒋经国率先招手，身旁是老友屈武。经国笑得淡：“文白兄，千里奔波，辛苦了。”一句话，客气里透着几分探底。众人分乘两辆车驶往奉化，沿途山色尚带冬意，车里却并不沉闷。经国压低嗓音：“和谈真能谈成？”屈武摊手：“成不成，要看你父亲。”短短一句，把矛盾摆在了台面。
到丰镐房已近下午，院落极静，只有风吹竹叶作响。张治中先行礼，再安顿。夜幕时分，他独坐廊下，抬头看见远处佛灯，一闪一闪。有人悄声告诉他：“总裁去了慈庵礼佛，怕要明早才见。”
第二天天色微亮，张治中换上长衫，与蒋经国同行至慈庵。蒋介石正背手立于墓前，双目微闭，一声不吭。木鱼敲了三下，他才转身，对张治中轻点下颌算作招呼。回到客堂，蒋介石举起晨报：“你看，人家要我去菲律宾避一避。”语气冷淡，却藏不住火气。张治中小心摆正茶盏：“外界揣测多，总裁若能暂避，南京办事也方便。”话音刚落，蒋介石手掌一拍桌面：“我走？这片国土，我还有脸走？”
话锋虽硬，却不算意外。张治中转而谈到“八项和平方案”。蒋介石听完，笑了一声：“李德邻的算盘，我不拦。我的底线很清楚：长江不能失，黄河不能失。”他把顾祝同的新整编构想讲得头头是道，仿佛仍在制订作战计划。张治中暗自皱眉——这哪里像一个退休的普通公民？
午后，几人随蒋介石上雪窦山。山路迂回，春寒料峭。轿杠轻轻晃着，山谷鸟鸣断断续续。蒋介石突然开口：“文白，你信不信，只要有精兵五十万，江防便固若金汤。”张治中顺势提醒：“可石牌纲要里提到的‘备战以求和’，已被事实证明行不通。”他停顿一下，“现在，国际压力也大，美国放贷附条件，苏联更不松口。若总裁肯出国为政局降温，至少给李德邻争取些时间。”
蒋介石似乎没听进，望着云雾缭绕的山腰，像自言自语：“离乡二十二年，我想在家里住几天，难道都不行吗？”气氛瞬间降到冰点。随行士兵不敢作声，只听得风吹杉树。半晌，他转头盯着张治中：“文白，你别再提出国，我这个脾气，你清楚。”语毕，继续抬脚前行。
张治中心知再劝无益，却不死心。次日清晨，他在院内偶遇蒋经国。经国递来一根烟，轻轻说：“父亲是铁了心。如果南京真想谈，只能先解决兵权。”他顿了顿，“文白兄，这话你可以带回去，也可以当没听见。”烟雾散开，空气里都是松脂的味道。
之后数天，张治中几乎每天都找机会与蒋介石交谈，先谈江防，再谈军费，最后绕回出国话题。结果一次比一次尴尬。第七日傍晚，他提出辞行。蒋介石没挽留，只简单一句：“慢走。”送客到门口时又补充，“宁波港风大，你们注意海面情报。”
3月10日傍晚，张治中回到南京。李宗仁听完来龙去脉，沉默良久，手指轻敲桌面：“看样子，’下野’只是换了张椅子坐而已。”白崇禧在旁插话，“那咱们也得换种招法了。”一屋子人低声商量，军机处的灯再次亮到深夜。
奉化山间依旧清净，蒋介石每日晨起抄经、打拳，与当地老乡打拱桥消遣。外界却风声鹤唳：3月底，渡江战役在即；4月，人民解放军炮火已响在江畔；5月，上海战云压城。有人猜测蒋介石会否终于上船南下甚至出海，答案很快揭晓——6月，台湾成了他的新据点，而奉化的这段短暂隐居，只留下几张合影、一堆未燃尽的梦。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并未因劝蒋未果而受冷落。到了1954年，他加入全国政协，身份彻底变更。回想五年前在雪窦山上的对话，他对友人说过一句玩笑：“那天山风大，吹得人耳朵都冷，可有些话，还是得说。”或许，历史就藏在这些半真半假的劝言里，靠一群人无奈地推着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