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18日凌晨，旧金山的雾气尚未散去，客厅壁炉旁的灯光却一直亮着。蒋孝勇伏在书桌前，反复端详祖父当年写下的中正手令——那张纸上“落叶归根”四个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心。
他不是第一次通宵。自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后，“两灵归大陆”这件事就像一块沉石，始终压在蒋孝勇肩头。岛内外风雨骤变，蒋家长子被推上浪尖：父亲走了，祖父的灵柩还停在桃园慈湖，他必须给出答卷。可李登辉上台后大刀阔斧，先是去“蒋”化，继而抛出“本土路线”，蒋家的政治空间一日比一日狭窄。
1989年，他带着妻子方智怡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飞往温哥华。外界议论纷纷——“蒋家王朝终结”之声不绝于耳，但他默不作声。朋友问他为何要走，他只回一句：“留在岛上，干不了我要干的事。”这一走，许多人以为他再不会踏足台湾。事实恰恰相反，三四个月一次往返台北，成了他固定节奏。
1995年秋，蒋孝勇决定把家迁到美国。从温哥华到旧金山再到纽约，只用了短短两周。抵达曼哈顿那天，宋美龄亲自开门迎他。老人家已经九十八岁，仍精神矍铄。茶刚端上，她便低声嘱咐：“孝勇，把你爷爷、你父亲接回去，别再拖了。”这一句话，让他彻夜难眠。
“你真要回台湾？”方智怡有些担心。蒋孝勇轻轻点头：“总得有人做。”他认为自己才五十三岁，身体结实，不怕折腾。可命运喜欢开玩笑。1996年1月，他在台北荣总医院例行体检时咳出一口暗红色血丝，经镜检，食道癌晚期。医生说的话不算重，却足够冰冷：“若不立即手术，存活时间以月计。”
三天后，切除手术完成。他在恢复室睁开眼，先问病情，随后把纸和笔要到手边，写下十二个字：“灵柩未返，命不久矣，务请速办。”医护吓了一跳——很少有人刚推回病房就谈身后事。蒋孝勇知道，时间已不站在自己一边。春节前夕，他执意返回旧金山，只为跟孩子们贴春联、吃年夜饭。
年后，他再度飞台，住进荣总做化疗。同期治疗的还有叔叔蒋纬国，两人并肩躺在病房走廊，看吊瓶里一滴滴药液落下。有意思的是，平日沉默寡言的蒋纬国这回开了腔：“阿勇，你要是真能成事，我死也瞑目。”一句话让病房短暂安静。
疗程结束，他申请十天特别出院。1996年9月29日，中午十二点半，一架波音747降落首都机场。北京医院早备好病房，但蒋孝勇坚持先去奉化溪口。下飞机就上车，六小时车程，他咬牙硬撑。到了溪口武岭学校旧址，他抬头望见青瓦白墙，忽然哽咽。随行人员回忆，那一刻的蒋孝勇“像个突然失去主心骨的孩子”。
10月6日深夜，回到台北，阻力接踵而至。党政高层有人劝他“低调一点”，也有人冷嘲热讽：“你就算想迁移，两岸目前的气候允许吗？”蒋孝勇没理会。11月17日，他租下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中型大厅，临时召集岛内外二十余家媒体。发布会时间定在下午两点，新闻界将其视作“蒋家罕见公开动作”。
发布会现场，他的声音已有些嘶哑，却刻意不用麦克风。开场不到五分钟，他抛出两句掷地有声的话：“我父亲晚年最大的错误，是把宝压在错误的人身上；如今的国民党，连鞭尸同志也干得出来！”空气瞬间凝固。甚至有记者忘了按快门，半晌才回过神。可出人意料，第二天主要报纸的版面非常克制，李登辉当局对这番抨击选择了沉默。
蒋孝勇心里明白，这场沉默意味着什么——蒋家影响力已不足以撼动政局。手术后十一个月，他的体重从七十公斤降到五十不到，写字也像蚂蚁爬。12月20日深夜，他烧到四十摄氏度，被紧急送至加护病房。护士记录显示，零点三十八分，他尚能轻声说话，反复念一句：“带我回西岸……”12月22日凌晨三时零七分，监护仪归零。
按照遗嘱，遗体立即火化，骨灰由方智怡亲自护送，次日清晨启程，经东京、檀香山，24小时后抵达旧金山。亲友原本商量在台北举行追思礼，却被他生前一句话阻断——“我死后不想给他们添话柄”。淡淡一句，看尽炎凉。
值得一提的是，他去世前一周，仍委托律师在北京和奉化两地探寻合适安葬地点，连地形图都画好，只等他的父辈归来。遗憾的是，这份文件在他身后被封存。多年后翻阅，纸张边缘已微微卷曲，任务却依旧悬在半空。
蒋孝勇短短五十三年，人们记得他少年从军、深谙财务，也记得他在台塑、欣欣客运间游刃有余。但若说他最后留下的标记，恐怕不是任何商业成就，而是那场只说了两句话的记者会。那两句话里，有对父亲的怨愤，也有对时代的无奈，更有一个家族无法回归的长叹。
有人评价，他的离世让“蒋家三代里最后的狠角色”就此谢幕。从此之后，再无人能公开谈“慈湖移灵”而不惧政治风浪。李登辉执政的最后几年，“去蒋化”步伐反而更快。蒋孝勇的警告仿佛石沉大海，可那声回荡在会议厅里的嘶吼，却在一些老兵耳边挥之不去。
时间继续向前。蒋介石停柩慈湖自1975年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蒋经国停放五指山亦逾三十五年。“落叶归根”依旧是口号，没有成行。那张橡木书桌上的手稿仍躺在旧金山的房间里，墨迹发褐，却仍能辨认。访客偶尔问起，总会有人轻声回答：“这是蒋家后人最后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