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的某个深夜，中央办公厅的灯依旧亮着。刚刚恢复工作的杨尚昆批完文件，靠在椅背上，他忽然想起那本丢失的《毛泽东语录》。那不是普通的书，夹在暗格里的几个稚拙小字，记录着一位名叫田政红的战士。十二年牢狱，最难捱的并非铁窗，而是低血糖带来的眩晕。那时，田政红在木栅外递来一小撮方糖，甘甜淌进喉咙，也点亮了他对人性的信任。
杨尚昆心里明白，若想再见到田政红，唯一线索就在那本书上。可所有清点物品的表格都显示：语录丢失。他坐不住了，接连托中办、警卫局、机要室查询，却始终找不到一丝踪影。几个月后，他把希望转向北京卫戍区，“麻烦一定帮我把这名老兵找到。”叮嘱时声音并不高，却透出难以抗拒的坚决。
时间线很快来到1981年9月。华北大演习在张家口展开，十万官兵集结旷野。观摩台上，望远镜林立，人们聚焦炸点、炮线、冲锋队形。杨尚昆的镜头却在士兵方阵间来回游走——他希望奇迹发生。旁边首长打趣：“老杨，你这望远镜怕是用来认人吧？”杨尚昆笑而不答，眼睛却红了。那场面最终没能带来结果，田政红就像风里的一粒沙，悄无声息。
1985年8月，一个普通工作日上午，军委专线铃声骤响。“报告首长，送糖人找到了！”北京卫戍区的军官几乎是喊出来的。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接着传来一句低低的“好”，随后是连续的咳嗽声——激动让年逾七旬的杨尚昆难以平复。他随即询问：田政红现在在哪里？身体怎样？家中情况如何？一个细节都不愿放过。
调查报告很快摆在案头。田政红1959年入伍，1969年因暗中接济被复员。回乡后，在张家口涿鹿县种地谋生，妻子体弱，家里靠几亩薄田和矿上烧锅炉那点工资支撑。读到这里，杨尚昆眉头紧皱。“小田不该过这样的日子。”一句轻声自语，从办公室角落里钻了出来。
派人去张家口并不容易。田政红起初拒绝见面，理由朴素得可笑——怕丢了饭碗。他对来访干部说：“我当年做的只是顺手事，真不值当您们折腾。”对方半开玩笑地回了句：“杨副主席要是不‘折腾’，我们谁敢回去？”权衡再三，矿上同意保留岗位，田政红才踏上进京列车。
火车驶入北京西郊时，天边飘着暮云。杨尚昆站在车厢出口处，风掀起他灰色中山装衣角，目光牢牢锁定那位满脸风霜的汉子。两人四目相对，竟都一时语塞。过了几秒，杨尚昆伸手：“老弟，好久不见。”田政红咧嘴，声音发颤：“首长，您还记得我？”短短问答，一共十六个字，却把十二年的苦涩与惦念尽数融化。
住进杨家后，田政红连连摆手，不肯多占首长时间。可杨尚昆像大哥一样，非要带他楼上楼下转一圈，又亲自夹菜，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安顿今后。看见田政红手上粗硬的老茧，他嘴角微抖：“你受累了。”田政红摇头：“只要能干活，累点怕啥。”一句土味十足的话，让屋子里的人都红了眼圈。
几天后，田政红提出返乡。杨尚昆再三挽留未果，只好尊重。“回去得照顾嫂子，田里的庄稼也离不得人。”说这话时，田政红已把行李拎在手里。临别前，杨尚昆解下那只用了二十多年的上海牌手表。“它陪我度过不少难关，你收下，不许推辞。”田政红双手捧表，半晌不语，眼泪最终还是掉在表面。
送别车队停在府右街口，远处杨尚昆仍在挥手。田政红透过后窗，看见那位昔日“中南海孩子王”倔强地站在风里，直到车影消失。车厢里一名随员打趣：“老班长，首长叫您常来。”田政红抹了把眼：“去，一定去。”声音不高，像一粒种子，悄悄落在胸口生根。
此后几年，田政红每逢农闲便进京小住。杨尚昆总提前吩咐食堂多备些罐头、午餐肉，仿佛回到二十年前玉渊潭野餐的日子。聊天时，两人偶尔回忆那段“糖里含泪”的岁月。杨尚昆曾半开玩笑说：“要不是那几颗糖，老杨可能挺不过去。”田政红却摆手：“首长命大，少我不行吗？”房间里先是一静，随后哄堂大笑，窗外梧桐枝叶沙沙作响。
杨尚昆晚年给家人立下规矩：逢年必寄一封信、一些慰问品到张家口。信里不谈国事，只问天气、粮食、病情。田政红同样守着那块老表，时不时擦亮，调准时间，像对待一位沉默却可靠的战友。有意思的是，村里孩子都知道那表的故事，还给它起了个质朴绰号——“救命钟”。
历史档案里，1985年8月那通电话不过寥寥一行记录。然而在杨尚昆和田政红的人生里，它改变了此后全部的往来轨迹。时光翻页，两位耄耋老人相继辞世，但那段“递糖”的瞬间、那一声“同志”的回应，却仍旧烫在人心。它不张扬、不矫饰，只告诉人们：善意一旦播下，再漫长的岁月也会让它重新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