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2日凌晨五点，贵州桐梓县的广播喇叭忽然插播一条寻人启事：“如有王发坤烈士家属，请速与云南省军区联络。”山村里还带着夜寒，李金花在灶房里翻柴禾的手，猛地停在半空。她怔怔地听完，只觉胸口发紧——这个名字，她默念了二十八年。
广播声很快被鸡鸣淹没，灶火噼啪作响，李金花却像被钉在地上。邻居老王探头道：“金花，你听见没？广播说的是你家那位吧？”李金花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多话。她把火吹旺，灶膛里红光直跳，眼泪却顺着灰尘一道，落进了锅里。那一刻，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云南把丈夫找回来。
事情还得从1968年说起。那年春末，山村里刚流行起收音机，二十岁的李金花去镇上赶集，碰见背着步枪在家乡宣传征兵的王发坤。王发坤比她大两岁，笑起来眼角带着浅浅的细纹，他径直递过一块冰糖：“来，先垫垫肚子。”一句朴实招呼，两个人的缘分便种下了。半年后，王发坤穿上绿军装奔赴军营，临走在李家门口种下一棵梨树，“树在，咱感情就在。”年轻人说得笃定，李金花听得脸红。
此后十年，他们靠书信维系感情。文笔算不得优美，却句句掷地有声——“我很好”“请放心”“等我转业就娶你”。1978年冬，王发坤终于批下转业名额，寄回的最后一封信只写了两行：转业报告通过，盖房子的砖我已经预定，欠账两千。李金花把信贴身放了整整一个春季。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王发坤时任连长，带连队穿丛林，在谅山方向执行阻击任务。3月3日凌晨，他掩护全连撤离时中弹牺牲，年仅31岁。部队派来报信的战士站在李家堂屋，嘴唇哆嗦着挤出一句：“嫂子，连长……走了。”李金花轰然倒地，再醒来手里多了两件东西：一封遗书，一笔八百元的抚恤金。
遗书只有四百来字。王发坤嘱咐她，若自己牺牲，请拿抚恤金还债；若生活难以为继，就找个可靠男人改嫁；若孩子大了，教他们做人要有骨气。话不多，却句句掏心掏肺。李金花捏着信，眼看乡亲劝她改嫁，一律摇头。她说：“活人先把欠账还了再说别的。”
两千元债务，在当年是天文数字。为了还账，她白天插秧，晚上磨豆腐，一顶草帽戴到褪色，又换一顶。1990年春，小儿子辍学去昆明打工；大儿子留在家里赶集卖豆腐。那几年，李金花的鬓角早早斑白，背也弯了。直到1991年底，母子三人终于凑够一千二百元，将最后的债务了结。帐簿烧进灶膛时，李金花沉默良久，只低声嘀咕了一句：“老王，你欠的不多，我替你清了。”
债务清了，新的难题又摆在面前——丈夫到底埋在哪里？李金花辗转写信给各地烈士陵园，得到的回复总是“未查询到您所述烈士信息”。她让两个儿子分赴云南各县，挨个陵园排查，一年、两年，皆无结果。希望像山雾，时聚时散，却迟迟不肯落地。
转机出现在2007年。王发坤生前的营长陈永康在一次老兵聚会上，偶然听说李金花多年未找到墓地，便发动战友帮忙查找。最终，在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的旧簿子里，找到了王发坤的名字。陈永康当即写信回贵州，于是才有了开头那一条广播。
消息确认后，李金花没带一丝犹豫，让大儿子去信用社贷了两千元，母子三人踏上南下列车。火车穿过黔滇交界的大山，车窗外云雾翻滚。小儿子轻声问她：“妈，要是找不到呢？”李金花盯着玻璃上映出的自己，回答只有五个字：“就当他等我。”
4月6日，他们抵达麻栗坡。陵园里松涛阵阵，碑林成排。管理员翻名册、引路，一座普通花岗岩墓碑停在面前：王发坤烈士，一九七九年三月三日牺牲，时年三十一岁。李金花双膝一软跪在地上，扣住碑体，再也抑制不住，哭声撕裂山谷。短暂的哽咽后，她贴着冰冷的石面呢喃：“老王，咱一家子来了，团圆了。”
母子三人在陵园住了整整三天。第一天，李金花清洗墓碑，用手指抹去字缝里的灰尘；第二天，她把随身带来的梨树枝插在碑前；第三天，兄弟俩守在一旁，李金花摊开老照片，与丈夫“说话”，像当年写信那样，句句平白却真挚。别离上路时，她把一小捧故乡土洒在墓前：“贵州的泥巴，给你。”再不多言，转身下山。
回到贵州后，李金花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当地民政部门出面，对她破旧的土墙房进行加固翻建；云南省军区派工程兵在李家后山竖起一座烈士纪念碑，碑体样式与麻栗坡陵园保持一致，只为方便李金花随时祭奠。村里人常说：“金花嫂子家，院子大了，人也敞亮了。”李金花总笑笑，转身进屋。
她把家中二楼最大的一间腾空，白墙上挂遗书复印件、衣帽、奖章，一应陈列，俨然一座小型纪念馆。参观的乡亲越来越多，她便自学讲解，声音不高，却透着坚持。有人问她图什么，她摆摆手：“我不图啥，只怕孩子们忘了打仗流的血。”
梨树依旧立在门口。每到花开，瓣白如雪，风一吹，纷纷扬扬。李金花常倚在树下，看花落花开，然后抬头，不说一句煽情的话，只轻轻拍去树干上的尘土，仿佛在整理一身褶皱军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