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有媒体查询了2000年以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现，今年是中央首次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理解2026，这是一把关键钥匙。

地方财政的承压状态早已不是隐性问题。有媒体报道，全国近半数区县的财政自给率尚不足30%，即便将中央转移支付纳入考量形成广义地方收入，2024年其对支出的覆盖程度也仅为86%。

收支缺口的持续存在，不仅制约着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更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2026年一系列牵动天量资源再分配的财政改革举措面临落地。

财政政策的发力强度，直接决定着地方财政纾困的进度与成效。

刚刚落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释放出明确的加码信号，“扩大财政支出盘子”“增强地方自主可用财力”的表述，相较于2024年的“加大支出强度”和2023年的“保持适当支出强度”，政策力度层层递进，彰显了解决问题的决心。

市场普遍预期，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将实现显著突破，有望从2025年的约13万亿元跃升至15万亿元左右。这部分增量资金将重点投向基础设施补短板、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既为地方提供了直接的财力补充，也通过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激活社会资本活力。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多与户籍人口挂钩，这种模式在人口流动常态化的背景下，逐渐暴露出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人口持续流入的城市面临公共服务资源紧张的压力，而人口流出地区则出现部分财政资源闲置的情况。

2026年推进的转移支付分配机制改革，核心在于实现公共服务“随人走、可携带”。

今天公布的最直接的一项中央相关政策就是教育部发布的《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其中，要求学前儿童学籍变动管理实行“一人一籍、籍随人走”制度。随着国家教育资源分配、财政补助向学前儿童覆盖，就需要凭借统一学籍平等享受，必须依赖“随人走、可携带”的模式。

这一系列的变革意味着财政资源的分配逻辑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资金不再局限于户籍所在地，而是跟随人口流动轨迹进行动态调整。无论是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还是常住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都将成为财政资金配置的重要依据。这种精准化的分配方式，既能让人口流入地获得足够的财力支撑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也能避免人口流出地的资源浪费，让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质的提升。

财税体制改革是增强地方自主财力的长远之策，一系列针对性举措正在有序推进。

在税制调整方面，规模达1.6万亿元的消费税，部分品目的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让地方在相关产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税收收益；而规模约1万亿元的“一税两费”（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进一步理顺了地方税体系，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

另外，地方层面的探索同样颇具示范意义。作为第一财政大省的广东，2026年推出重磅举措，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四大税种收入的增量部分，更多向市县倾斜，其中粤东西北地区和57个县的“四税”收入分享比例从50%大幅提高至90%。尽管只是增量部分的调整，但这一政策将有效激励基层政府发展经济、培育税源的积极性，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此外，楼市未来的企稳复苏将带动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收的回暖，国有资产的进一步盘活也可以释放可观的现金流，这些都将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补充来源，形成多渠道、可持续的财力保障体系。

2026年的地方财政纾困行动，绝不能再是简单的“大水漫灌”，必须是精准施策的“精准滴灌”。财政规模的扩大、分配机制的重构、税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多元财力的培育，一系列举措不仅要聚焦当下的收支缺口问题，更应着眼于长远的体制机制建设。

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特别是财税改革。

随着这些政策的落地见效，地方财政的运行质量是否能得到逐步改善，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是否能持续提升，还有待观察。

“郡县安，天下治”。毋庸置疑，相关改革是当下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筑牢根基，乃至全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