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赔多少”，而在于能否系统性地抬高侵权的底价。
作者 | 陆柒思岭
导语
一笔始终没算清的账
侵权到底贵不贵？
在很多企业的账本里，答案并不模糊，甚至相当清楚，也算得过来。
当侵权的最坏结果，只是“把不该赚的钱退回去”，
当惩罚性赔偿因为账算不清、故意难证而频频落空，
侵权就不再是违法行为，
而是一种被反复验证过的商业策略。
正是围绕这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 朱理，
在《中国应用法学》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实证研究文章，
用真实裁判数据系统性地追问：
惩罚性赔偿，在技术类知识产权侵权中，
到底有没有真正“打疼”侵权人？
结论并不激进，却足够冷静——
威慑效果，远未完全释放。
一
第一笔账
当侵权“算得过来”，守法一定吃亏
在任何市场中，企业都会在心里算一笔账：
侵权的预期成本 = 被发现的概率 × 判赔的代价
只要这个数字
小于侵权可能带来的收益，
侵权就不再是道德问题，而是理性选择。
朱理的研究，从裁判文书网中系统抽取了 331 件技术类侵权案件，
结果非常直观：
真正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仅 35 件
整体支持率：10.6%
专利侵权案件中，更低至 5.3%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侵权行为的“最坏结果”，
也只是补偿性赔偿。
从商业视角看，这相当于告诉市场：
侵权失败了，也只是“退票”，
而不是“罚款”。
二
第二笔账：
惩罚性赔偿写进了法律，却没写进账本
很多人会反驳一句：
“不是已经有惩罚性赔偿了吗？”
问题恰恰在这里。
制度存在，并不等于成本生效。
朱理的实证结论非常清楚：
在大量案件中，惩罚性赔偿并未成为企业决策时的“常态风险项”。
换句话说：
法律已经把“罚则”写进文本，
但市场并没有把它写进预算。
只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仍然是低频、例外、保守的，
侵权就始终是一种
可计算、可承受的商业选择。
三
第三笔账
为什么有些侵权“罚得动”，有些却罚不疼？
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一点，
是把不同技术类型的案件放在同一张账本上比较。
结果差异极其明显：
植物新品种侵权：
惩罚性赔偿支持率25.5%
商业秘密侵权：
支持率25%
专利侵权：
仅 5.3%
这并不是法官“偏心”，
而是账好不好算。
植物新品种：权利边界清晰，侵权路径单一
商业秘密：侵权人多来自内部，恶意高度集中
专利侵权：技术复杂、边界模糊，“不确定性”极高
一句话总结就是：
越容易算清账的侵权，
越容易被罚疼。
四
第四笔账：算不清账的地方，惩罚性赔偿只能“技术性退场”
朱理在文章中，用数据揭示了惩罚性赔偿失灵的三个关键卡点：
41.2%的案件
因无法证明故意或情节严重，被否
24.3%的案件
因损害赔偿基数难以确定，被否
背后其实不是“不想罚”，
而是算不了账。
损害数额无法量化 → 回退法定赔偿
原告只喊口号，不给计算模型 → 法官无从下手
惩罚倍数缺乏稳定指引 → 即便支持，也极度保守
在已支持的案件中：
1–2 倍占近七成
5 倍几乎消失
惩罚性赔偿，在实践中被当成了一种
谨慎、克制、极少动用的工具。
五
最关键的一笔账
如果“放任风险”不算故意，侵权永远有安全出口
整篇研究中，最具思想重量的一点，
是对“故意”的重新理解。
朱理明确提出：
惩罚性赔偿中的“故意”，不应只限于直接故意，
而应当包括间接故意。
翻译成商业语言就是：
“我知道可能侵权，
但我不在乎。”
如果这种行为不被认定为故意，
那么企业只需要学会一句话：
“我不知道会这样。”
惩罚性赔偿，就会被制度性架空。
从商业伦理上看，
“明知风险仍下注”，
与“明确要侵权”，
本质上并无区别。
最后发现，当侵权仍是“可计算风险”，创新就不会是最优解
朱理在文末给出的结论，其实非常克制：
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在技术类知识产权领域初步落地，
但整体案件数量偏少、倍数偏低、适用规则仍不清晰，
威慑与预防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翻译成一句商业语言，就是：
现在的侵权成本，
还不足以让人不敢试。
惩罚性赔偿的真正价值，
不在于“赔多少”，
而在于能否系统性地抬高侵权的底价。
当有一天：
侵权的预期成本，
明确高于侵权可能带来的收益
市场会自动做出选择。
不是因为道德觉醒，
而是因为——
这是最理性的生意。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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