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里，李世民敢当众射杀太子李建成，敢追杀齐王李元吉，二人子嗣一个都没留活口，对父亲李渊却始终留着余地。
这不是心慈手软，是精准算计后的必然选择。除掉兄弟是争斗的必要手段，弑父却会引爆天下，其中利害得失，李世民比谁都清楚。
隋末乱世中，李渊在太原起兵建唐，李世民是最大功臣。他十八岁起领兵征战，消灭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一手打下大唐半壁江山，麾下聚集秦叔宝、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等文武精英，形成实力雄厚的秦王府集团。
李建成是嫡长子，战功却很平平。为保住储位，他联合李元吉不断打压李世民，先是拉拢秦王府将领，拉拢不成就加以陷害。尉迟恭遭到刺客行刺，之后还被诬陷下狱，程知节、房玄龄等人被接连贬出京城，秦王府势力被逐步蚕食。
武德九年，李建成借着突厥犯边的机会推荐李元吉领兵出征，想夺走李世民的兵权，想彻底瓦解其势力，这成了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
李世民的反击计划很周密，还留了关键后手，只针对李建成、李元吉一党，不触及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他率领八百勇士埋伏玄武门，靠着早已收买的守将常何关闭城门，切断太子党的退路，当场射杀李建成，李元吉也被尉迟恭追杀致死。
事变爆发的时候，李渊正在皇宫内湖泛舟，对宫外的厮杀一无所知。李世民没有派人直接控制李渊，让尉迟恭全副武装入宫“护驾”。这是威慑，也是传递信号，表明无意伤害皇帝，只求平定内乱。
面对李渊的质问，尉迟恭直言太子、齐王作乱，秦王已经诛杀了他们，特地前来保护陛下。这句话定调了事变的性质，不是谋反，是平乱。
此时李渊身边的重臣，有的沉默观望，萧瑀、陈叔达等人顺势劝谏，劝李渊认清形势，劝李渊把国事托付给李世民。李渊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即知道自己已被暗中控制，秦王府势力早已渗透朝堂，反抗只会身首异处。他当即表示愿意放权，还下令京城所有禁军听从李世民调度，彻底放弃了抵抗。
之后，李渊的存在为李世民提供了最关键的合法性。他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敕令，宣告李建成、李元吉是作乱伏诛，承认李世民的行动是平乱护国，让秦王府从“叛军”变成了“功臣”。
随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赋予处理朝政的全部权力。两个月后，李渊正式禅位，用“父传子”的合法程序，让李世民的皇位彻底名正言顺，规避了所有法理争议。
如果杀了李渊，后果是李世民无法承受的灭顶之灾。从伦理层面看，唐律“一准乎礼”，将“不孝”“恶逆”列为“十恶”重罪，殴打、谋害父母祖父母都是死罪，而且不适用赦免。李世民已经杀兄杀弟，如果再弑父，就是集不忠不孝、大逆不道于一身，违背了整个社会的伦理根基。当时的士族阶层重视宗法礼教，百姓也信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弑父的骂名会让其彻底丧失民心，沦为天下共讨的暴君。
从统治层面看，李渊是大唐的开国皇帝，天下是亲手建立的，各地藩王、将领大多是旧部。没有李渊的认可，李世民即便靠武力夺权，也只是个“篡位者”，各地势力会以此为借口起兵反叛。当时突厥正虎视眈眈，如果内部自乱，外敌必然趁虚而入，刚统一不久的大唐可能瞬间分崩离析。李世民要的不是一时的掌控，要的是长久的统治，杀李渊会让其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别说开创盛世，能不能坐稳皇位都是未知数。
更关键的一点，秦王府集团的诉求很明确，要扶持李世民登基，不是要推翻李唐王朝。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日夜劝说李世民动手，是怕被李建成清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合法的新君，不需要一个背负弑父骂名的暴君。
如果李世民杀父，不仅会失去天下民心，还可能导致内部离心离德，那些原本支持他的文臣武将或许会因为恐惧而倒戈。
相反，留着李渊并让他主动禅位，既满足了秦王府集团的利益，又能安抚朝堂旧臣和天下百姓，让皇位过渡平稳进行。
李世民的这一决策，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登基之后，他能顺利整合朝政，能重用魏徵等前太子党成员，展现出容人之量。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渊禅位带来的合法性，他无需花费大量精力镇压反叛，能迅速集中力量处理内政、抵御外敌，最终开创了大唐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