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夜，怀仁堂灯火通明，1052名将领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注视下整齐列队，现场肃穆而热烈。那一页金色的授衔名单如今已成经典，然而外界少有人注意到：几位在大礼堂里佩戴大校肩章的人，其实早已在战火里赢得了“将军”的分量。67年过去，名单上还能被点到名字的，只剩三位，他们全部在当年的大校行列，如今也都成为百岁老人。
张力雄是年纪最长的那位，1913年生人，按照公安部户籍信息，今年已是110岁高寿。1933年冬，他在江西瑞金参加红军，刚满二十岁。1934年9月，在赣州白云山，他奉董振堂之命率八百人阻击十倍于己的中央军，整整三个昼夜，子弹打光就拧下刺刀，仍咬住山头不退。有人问他为何死守，他只回一句：“要给主力多换几口气。”这句简单的话后来在长征路上被战友们反复提起。长征途中，他屡次承担后卫，把伤员塞进牛车、草窝，自己断后。过草地时，他腹部中弹，仍扛起最后一挺马克沁机枪掩护大队跨越沼泽。1961年军衔调整，他补授少将。近几年，老人耳背厉害，却坚持每天看《解放军报》，逢人就说：“枪声虽然听不见了，阵地还在。”
排在第二的文击，今年105岁，身材瘦削，精神却一点不松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丢下太原一家银号的账房差事，跑去阳泉报名八路军炮兵连。抗战中，他随115师炮兵营一路转战晋西北。1948年太原战役，全军冲城墙正焦头烂额，他干脆调两门山炮贴着壕沟顶点射，硬生生炸开南门，为晋绥野战军撕出缺口。轮到抗美援朝，他已是炮兵第一师师长。1950年10月25日云山一战，美军依仗坦克冲阵，前沿火线被压到喘不过气，文击下令阵地前移，火炮推进到距离坦克群不到四百米的位置。美国第1骑兵师事后在战报里写道：“志愿军炮火密度远超预期。”这其实是老炮兵临场硬扳出来的“密度”。1955年授衔时，他仍是大校，六年后补授少将，军内公认“迟到得有点委屈”。退役后，他在石家庄炮兵学院授课，亲手拉起几支导弹部队的骨干，直到九十岁还在课堂上画速射表，年轻学员直喊“亲爷爷”。
王扶之最年轻，今年99岁。1935年参加红军时他虚报年龄为17岁，实际才12岁。一张稚气的脸却敢端着步枪往前冲，围攻独树镇时，他个头小，在炮火间穿梭递弹药，旅长看他跑得快，干脆让他干通讯员。朝鲜战场是王扶之军旅生涯最惊险的一段。1952年8月2日，他任志愿军39军115师代师长，正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冷不防美军炮击把坑道炸塌。塌方瞬间黑暗无声，他被巨石卡住双腿，身边另有六人。醒来后，他摸到墙角电话线已断，只能靠喉音向外呼喊。外面救援持续三十八小时，志愿军军长吴信泉急得撂下话：“要人，给我全力给！”坑道终于被凿开，王扶之和另外两名战士抬了出来，第一句话却是：“记者还在里头没有？”遗憾的是，记者和三位警卫牺牲。此后不久，他一拄拐杖又回前沿指挥。1964年，克服名额限制，他补授少将。一条腿微跛，却依旧喜欢站着讲话，常说“坐着心里不踏实”。
三位将军的履历交织着共和国最曲折的岁月，也映照着军衔制度的几次调整。1955年授衔，名额确实紧张，大校档次常被称为“准将”。1961—1965年间，中央军委对突出贡献的干部进行补授与晋升，张力雄、文击、王扶之正是在那时戴上了星徽。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三人从未因迟到的头衔而放慢脚步：有人转战教学阵地，有人深居简出研史，有人仍然每天练字、听新闻。日子静下来，但从他们的谈吐里，总能感觉到一种“部队时间”——分秒精准，计划严整。
据退役军人事务部2023年8月的统计，全国健在的红军时期老战士不足十五位，将军级别更是只剩这三人。和他们同一批次的大校里，2023年一年已经有多位老前辈相继离去：3月万海峰辞世，4月涂通今走完最后一程。生命的指针无声向前，把战史档案的扉页越翻越薄，能够亲口讲述那段历史的人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每逢军史研究会点名到张力雄、文击、王扶之，学者们都会格外珍惜，不舍得挂电话，生怕漏掉任何一句细节。
有意思的是，三位老人都保持着惊人的共性：简朴饮食，按时作息，不轻言病痛。医务人员问起养生经验，他们往往一笑：“活到这岁数，靠惯性。”其实真正的惯性，是几十年形成的纪律感。夜里十点，张力雄准时熄灯；早晨六点，文击开始在院子里踱步；王扶之则拿着小收音机，播音开始即调到《新闻和报纸摘要》。他们或许已无力翻山越岭，但精神层面的行军似乎还在继续，步点清晰，节奏不乱。
在军史档案中，姓名后面常会标注“已故”或“健在”。“健在”二字如今愈显珍贵。张力雄110岁、文击105岁、王扶之99岁，这些数字不仅令人惊叹，更提醒世人：有些记忆还未尘封，有些故事仍可当面求证。饮水思源是最朴素的道理，三位老将就是清澈的源头。愿他们身体安康，长寿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