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提及“谋士”二字，多半会想到诸葛孔明。他辅佐刘备，鞠躬尽瘁，最终星落五丈原，事业未竟，成为千古遗憾。然而，若论及谋士的悲剧性，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刘基），其人生的落幕，或许比诸葛亮更令人扼腕叹息。诸葛亮之憾，在于“天不遂人愿”；而刘伯温之憾， 则在于“人能胜天， 却难防人心”。他助朱元璋平定天下，本应功成名就，却在荣华富贵触手可及时，倒在了同僚的倾轧之下，其结局令人唏嘘。
谋士之憾：双重悲剧的开国功臣
古今谋士的遗憾，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如诸葛亮，是事业未竟。他们遇到了明主，得以尽展才华，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但时局已定，非人力所能挽回，纵使呕心沥血，终究无法逆天改命，只能带着未竟的“恢复中原”之梦，遗憾离世。
第二种遗憾，则更为惨烈。他们同样遇到了明主，并且成功辅佐其夺取了天下。但在平定四海，本应享受胜利果实与荣华富贵之时，却因为种种原因，或遭君主猜忌，或遭小人倾轧，最终不得善终，抱憾而终。刘伯温，便经历这第二种遗憾的典型代表。
很多人或许会质疑，刘伯温的历史地位如何能与诸葛亮相比？若抛开后世的演义与杜撰成分，单论人生轨迹，两人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叹。诸葛亮出生于汉末乱世，不愿与腐朽的朝堂同流合污，遂隐居于南阳。刘伯温亦然，他出生于元末，元朝的腐朽统治让他三度坚决罢官，最终选择成为山野隐士。
刘备四处征战，屡战屡败，直到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才有了“隆中对”的天下三分之策。朱元璋同样在元末的乱军中征战多年，但始终局限于一方，难以扩大领地，于是他三次诚邀刘伯温出山。
两人一出山，便都为主公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针。诸葛亮助刘备夺荆州、取西川，建立了蜀汉政权；刘伯温则力劝朱元璋脱离小明王的势力，自立为王，并定下了“先灭陈友谅，再图张士诚”的战略，为其奠定了帝王基业。在民间传说中，两人更是都被神化，精通奇门术数，能呼风唤雨，未卜先知。
然而，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在蜀汉阵营，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相父”，刘备对其言听计从，刘禅更是敬之如父，他一生大权在握，无人能撼其地位。但刘伯温则截然相反。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深得朱元璋的宠信，被倚为左膀右臂。但大明王朝建立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
奇怪的是，刘伯温的跌落并非源于“功高盖主”。虽然朱元璋生性多疑，但刘伯温在建国后便急流勇退，辞官归隐，极力避免触动朱元璋的敏感神经。他的悲剧，更多的是源于同僚的疯狂压榨与排挤。作为明朝的开国功臣，究竟是谁，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针对这位“帝王师”呢？
刚正惹祸：从元廷到明初的宿怨
纵观刘伯温的一生，他似乎与“官场”二字八字不合。他的性格太过刚正不阿，这在乱世是辅佐君王的利器，但在和平年代，却成了引火烧身的祸根。
他出生在元末，二十岁出头便考中进士。在那个科举几乎被权贵垄断的朝代末期，这足以证明他惊世绝才的学问。然而，满腹才华的他，却被元朝遣往南方边陲之地，担任一名小小的县丞（八品）。在那个乱世，七品知县都无法当家做主，更何况是他。
但刘伯温饱读诗书，坚信“国有国纲，家有家法”。他无视当地豪门乡绅的脸色，将县衙积压多年的冤案全部翻出，凭借过目不忘的能力和缜密的逻辑，剥丝抽茧，将一众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这本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但在那个官绅勾结、只求捞钱的腐败环境中，刘伯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所有人的利益。
于是，他遭到了同僚的频繁针对和设计诬陷。刚直的刘伯温不愿同流合污，愤然辞官，回乡隐居。此后元朝又两度请他出山，但他每一次都因无法忍受官场的黑暗与同僚的倾轧而再度辞官。
直到朱元璋的出现，他才再次踏入仕途。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是真正把握大方向的战略家。无论是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决战，还是在朱元璋被胜利冲昏头脑时及时劝诫，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刘伯温为人，是出了名的对事不对人。在朱元璋的阵营中，存在着两大政治派系：一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他们多是朱元璋的同乡，军功在身，是朱元璋的嫡系；二是以刘伯温、宋濂为首的“浙东集团”，他们多是江南文人，负责制定政策和文化建设。
两大集团天生存在矛盾。李善长作为文官之首，却心胸狭隘，嫉贤妒能，尤其忌惮刘伯温的才华和朱元璋的信任，经常拉帮结派地针对他。但刘伯温却顾全大局，甚至在朱元璋询问谁可为相时，他还推荐李善长，认为对方“心胸比自己宽广，是做大事的人”。
然而，他的忍让并未换来和平。有一次，他查到李善长手下的人贪污，便不顾情面，直接将其正法。李善长多次求情，刘伯温都未予理睬。这件事彻底结下了梁子。
而压垮刘伯温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另一个人——胡惟庸。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也是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在李善长退休后，朱元璋有意提拔胡惟庸为丞相。在征询刘伯温意见时，刘伯温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譬之驾车，胡惟庸是劣马，必覆辕坏犁。”他直言胡惟庸没有掌控大局的能力，此人一旦为相，必成大祸。
这番话也不知如何传到了胡惟庸的耳朵里，自此，胡惟庸对他恨之入骨。待到胡惟庸真的登上了相位，一场针对刘伯温的致命阴谋便开始了。
临终四事：算尽身后与子孙
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已年老体衰，卧病在床。此时的胡惟庸已是权倾朝野的左丞相。他假意“体恤”前人，带着“御医”前来探望刘伯温，并给他留下了几副“治病良方”。
刘伯温深知来者不善，但君命难违，只能服下汤药。果不其然，几副药下肚，他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转直下，腹痛难耐，他感觉肚子里仿佛被塞满了坚硬的石头。他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挣扎着从京城回到了老家青田。临终前，他将两个儿子刘琏和刘璟叫到床前，用尽最后的气力，交代了四件后事，并叮嘱他们一定要严格遵守。
第一件事，是尽快将他所著的《天文书》和所有兵法术数之书，尽数交给朝廷。他知道朱元璋对他那些“神机妙算”的本领一直心存忌惮。自己活着，尚能掌控；自己死后，朱元璋绝不会容忍这些可能“颠覆王朝”的知识流落在外，更不会放过习得此法的人。只有主动上交，才能打消皇帝的疑虑。果不其 然，刘伯温刚一去世，锦衣卫便出现在刘家。刘琏和刘璟遵照遗言，将藏书一扫而空，悉数上交，朱元璋果然龙颜大悦，刘家躲过了第一劫。
第二件事，是叮嘱儿子，他写下的遗书（奏折）不要立刻呈交给皇上。因为此时胡惟庸正当权，他必定会在遗书中大做文章，罗织罪名，陷害刘家。一定要等到胡惟庸势力渐小，或者倒台之后，再将遗书呈上。两个儿子牢记在心，任凭胡惟庸如何派人试探，都滴水不漏。数年后，胡惟庸案爆发，刘家才将遗书呈上，朱元璋见了刘伯温的忠心遗言，更觉其可贵。
第三件事，是告诫儿子们，在朝中为官，切记不要自作主张，无论大事小情，都要向上禀报，一切听从皇上的裁决。这是刘伯温用一生宦海浮沉换来的教训，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臣子最忌讳的就是“能干”和“有主见”。只有表现得足够“透明”和“无能”，才能活得长久。
前三条遗言，刘伯温的两个儿子都严格遵守了。在胡惟庸权势熏天的几年里，刘家虽然风雨飘摇，但靠着父亲的锦囊妙计，总算有惊无险，没让胡惟庸抓到任何把柄，保全了家族。
然而，刘伯温虽然算准了开头，却没算到结局。他的儿子们，最终还是没能遵守第四条遗言，也因此迎来了灭顶之灾。
这第四条遗言便是——尽快远离朝堂，辞官回乡，不要再卷入这摊浑水。刘伯温以他超凡的政治远见，已经预感到朱元璋的猜忌和朝堂的血腥，他知道大清洗即将来临。
可惜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无论是长子刘琏还是次子刘璟，都未能或不愿离开官场。刘琏官至高位，在胡惟庸的政治倾轧中，遭到陷害，最终为不牵连家人，被迫跳井而亡。次子刘璟，虽躲过了洪武朝的腥风血雨，却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继承了父亲的刚正，坚决指责朱棣篡位，最终被捕入狱，惨遭杀害。
都说算命先生只能算人，不能算己。而刘伯温正是如此，他算了一辈子，算定了元朝的灭亡，算定了朱元璋的天下，算定了胡惟庸的奸诈，却没算到自己会遭小人算计，郁郁而终。他给后人算出了条条生路，却没算到，两个儿子最终都因为不愿（或不能）离开官场，而依次被杀害。这或许就是这位传奇谋士，一生中最大的讽刺与悲哀。
参考文献
《明史刘基传》
《明朝那些事儿》
《刘伯温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