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卷和主动卷的区别
文 | 钱岳
来源 | 《进入学术圈》
我以前跟心理咨询师提到过，我对于自己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感到担忧。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而且凡事喜欢往最坏的方面想，同时我又非常追求安全和稳定的感觉。因此，如果系主任跟我说一般每年发表两篇一作的论文就差不多达到评副教授的标准，我会在心里默默给自己定下每年发表四篇论文的目标。因为只有我的表现大大超过了普遍的标准，我才对自己成功评上终身教职有万无一失的信心。心理咨询师问我：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其实是在加剧学术界的毒性和内卷呢？因为你发表多了，别人也被迫觉得压力很大，不得不多发几篇文章，以免自己掉队太多。
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可能会加剧学术界的毒性。我的这一经历让我想到了网上关于主动卷和被卷的区别的讨论。
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里提到一位北京大学的同学说：
现在我们好像都非常反对这种内卷的文化，甚至说到谁特别努力上进，主动完成很多任务，就会被冠上“卷王”的称号，非常招人恨。但是明明有些人就是自己想要上进而已，也没想逼着别人和自己一起卷，只想认认真真把事情做好，怎么就成了一种罪过呢？（夏白鹿、张昕，2023）
我非常理解这位同学的困惑，在现在竞争极大的环境下，努力工作的人仿佛仅仅只是做自己，就可以让评选和晋升的标准水涨船高，加大同辈们感到的竞争压力。但是，我自己不同意“主动卷”的这种说法，因为这个词有点污名化被内在回报驱动而努力工作的人。
很多学者是真心对研究非常感兴趣，所以长时间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负担。我以前跟一位大牛合作一个项目时，他已经是顶级学校的杰出教授了。照理说，发论文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他的事业、名气、影响力和学术贡献也不需要通过多发一篇论文或多拿一个项目基金来证明。但是他工作非常努力，常常跨时区开会，有时候他的当地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他还跟学生或合作者开组会。学生在展示自己数据分析的初步结果时，他总是可以非常敏锐地问出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学生展示之后，他可以给出一针见血的修改建议。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特别佩服那位知名学者，因为他真的精力极其旺盛。其他人晚上11点都昏昏欲睡或头脑混沌，但他还可以高效地开会或工作。不光是晚上，在周末和节假日开会对他来说也很常见。他曾经跟我们说过：
如果按我的工作时间来说，我的薪酬远远低估了我真正的工作量。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钱，我喜欢工作，工作让我快乐。
这位知名学者算不算“主动卷”？他确实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但是我很少看到他对学生施压，也很少把自己的工作习惯和时长强加到学生或合作者身上。如果学生需要他的支持，他会抽出时间认真地给予指导，他也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和人生计划。类似这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其实已经不在乎卷不卷了，对他们而言，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一个人专注当下，往往可以获得心流体验。比如我发现，当我觉得焦虑、烦躁的时候，试着静下心来分析数据、写论文、改论文，反而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并沉浸于最纯粹的快乐中。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与其一直担心数年之后是否可以拿到终身教职或评上正教授，不如享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过程。能走上学术这条路，主要是因为我真的还挺喜欢做科研的。在读论文和写论文的时候，我可以忘记吃饭、忘记时间，很投入地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改论文的时候，可能等我发现时，已经改了五个小时了。改完之后，我是觉得特别高兴的。因为在改论文时，我没有想别的事情，我不去想这个论文到底会不会被录用，我只是想当我花了五个小时改论文，我的论文是不是更好了一点。这个匠心创造（crafting）的过程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想，对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来说，生活还是大于学术的，追求学术不应该以牺牲身心健康、疏远家人朋友为代价。对看上去“主动卷”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觉得这种工作强度没有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或亲密关系，可以维持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平衡，那成为努力高产的人没什么错。当然了，对于那种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的人，我们也需要问问，他们是不是把生活的其他一些责任转嫁到了自己身边的人的身上？如果你属于高产努力的人，也可以反思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与你在乎的人沟通一下，看看你的时间安排得以实现，是不是因为你身边的人做出了某种牺牲。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伴的压力或职场的竞争，感到自己不得不努力工作拼业绩，那么可以想象，这个人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非常容易感到焦虑和负面情绪。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觉得做科研很煎熬，完全是因为外在的压力而工作，频繁地因为“被卷”而感到窒息，或许那个人也应该反思一下学术道路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我还想补充的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主动卷和被卷，很多时候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体制。比如，国外大部分的学校，其“非升即走”的岗位招了学者之后，主要的目的还是支持他们，希望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获得成功。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同事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在几百个候选人里面选择并招聘了一个人，但是最后那个人没有拿到终身教职，那么这不是那个人的过失，而是我们整个系的过失，因为我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来让一个优秀的人展现才华和获得成功。”这些学校大多把招聘“非升即走”岗位的青年教师作为一种长期的投资，希望能给他们提供职业发展的土壤，助力他们做出创新性研究。所以，学校普遍明白有些好的研究、风险高的研究花的时间比较长，也明白研究的质量并不完全由期刊的排名决定。同时，在职称评定的时候，国外的学校不会将同事之间互相比较。一个人要拿到终身教职，只需要在某个领域做得足够好，而不需要玩荒野生存的游戏，去打败系里面或学校里面的其他同辈同事才能晋升。而且，很多学校明白，对于“优秀的学者”的定义是很多元的：有的人可能发表数量比较少，但是每一篇都非常有影响力，开创了新的领域；有的人甚至可能没发表几篇学术期刊的论文，而是著书，其学术作品通过有影响力的大学出版社发行；而对项目基金来说，那更像中彩票一样，中了当然更好，没中的话也不会成为对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贡献的彻底否定。所有的这些体制设计，都可以让还在“非升即走”岗位上的学者有更多的安全感，也感觉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被珍惜和重视，因此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做出有影响力的研究上，而非一味地加入内卷大军去努力满足职称评定过程中时刻在变的标准。希望我们的学术体制能够将支持青年学者看作对实现科研创新的长远投资，能够倡导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定义学术成功，能够鼓励学者之间的良性合作而非恶性竞争。也希望学者不需要迫于竞争和生存的压力加入内卷大军，希望更多的人能找到学术的乐趣，无愧于心地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