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北京西城的黄叶刚落，傅作义在客厅里摊开账簿，同妻子刘芸生轻声商量着把40多万元存款和家中大件统统上交国家。刘芸生点头那一瞬，窗外北风掠过，玻璃吱呀作响。消息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立即批示接受。就在同一天，周恩来给傅作义写去短笺：“此举顺民心，有利国家建设。”字迹遒劲，语气却极为平和。
把家底交出去后，傅作义仍坚持住在旧楼房。有人劝他换大房子，他笑着摆手：“房子大了，煤要多烧。”这种近乎倔强的节俭，为日后的故事埋下伏笔。两年后，“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他的这份低调，恰好化作一层无形护甲，让全家得以相对平稳度日。
1973年8月，午餐时吞咽不畅的意外，把傅作义送进了协和医院。医生把胃镜报告递给主管医师时，眉头紧锁。周恩来得知诊断结果后，只说了六个字：“至少保他一年。”医疗组日夜轮班，傅作义却常常把输液针头拨开，如果不是护士及时发现，险些误了药效。有人问他原因，他略带歉意地说：“浪费不好。”
九月初，病情稍缓，傅作义被安排出席国庆招待会。会后，他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停步许久，望着晚风中的彩灯，像是要把这熟悉又庄严的景象刻进记忆。陪同人员提醒他小心着凉，他挥手回应：“没事，再看看灯。”
进入1974年，肿瘤迅速扩散。正月初二夜，周恩来抱病来到王府井寓所探视，见到已难成句的老友，握住他的手，低声道：“主席记得你的功劳。”傅作义用力眨眼，两滴泪水滚落在被角，刘芸生伏在床头默默抽泣。那一刻，客厅的钟摆显得格外响，每一下都仿佛在催促时间。
四月二十日清晨，傅作义陷入昏迷。医疗组尝试多种方案，无奈回天乏术。当晚20时45分，监护仪的曲线缓缓归零。噩耗刚送往人民大会堂，邓颖超便披衣出门，乘车赶往前门外的住宅。门口值班卫士认出她，立正敬礼。邓颖超摆了摆手，快步上楼。屋内帷帐低垂，刘芸生双目红肿，站起身时几乎要跌倒。邓颖超握住她手，轻声叮嘱：“不要搬家，国家管你，安心住下。”短短一句，胜过千言。
丧事规格迅速敲定。花圈第一排写着“毛泽东敬挽”，周恩来坚持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字字沉稳。现场井然，却没有过分的礼仪铺陈，因为傅作义生前屡次强调“简单为好”。抬棺出灵时，礼兵步伐整齐，刘芸生扶灵幡，衣袖被泪水浸透。
料理完后事，中央办公厅批示每月给刘芸生发放48元生活补助。周恩来看过数字后加了一个红圈，批注：“调至100元，并把前欠补齐。”执行部门当晚即把差额送到府上。几天后，老友商震自日本归来，进门看到宽敞整洁的两居室，连声赞叹：“比我在东京还舒服。”刘芸生笑着请他喝茶，神情淡定，却把邓颖超那句“国家管你”默默记在心底。
有人好奇，傅作义在解放北平前为何敢于和谈？时针拨回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飞赴南京军事会议。蒋介石要求他南撤，他却递上备忘录，指出华北未必全盘皆输。张治中故意扮“主和派”，配合演绎。蒋介石半信半疑，让傅作义返北平自处。表面顺从，内里却已暗通中共。长女傅冬菊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把电报送至西柏坡。几个月后，“北平方式”最终敲定。
谈判虽艰难，却在1949年1月22日凌晨收官，北平城楼上没有响起一声炮火。作出决定时，傅作义五十四岁，他说：“开一枪容易，收一枪难。”刘芸生当时还在重庆张伯苓家，被特务软控。蒋介石恼羞，下令将其押往台湾。地下党安排她绕道香港，再转天津，总算一家团聚。这段惊险旅程，后来很少被她提起，只偶尔对孩子说一句：“别小看那年冬天。”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先任水利部部长，后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常请他参加外宾宴会，理由很简单：“对外要让朋友看到团结。”一次宴会上，苏丹代表问他如何看待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端起茶杯，答得干脆：“不流血最好。”这句话被翻译成英文，又被《人民画报》摘录，传遍不少国家。
刘芸生原本只是“司令太太”，建国后却被推选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有人议论她资历不够，周恩来轻描淡写：“抗日战地慰问团，那是实事。”此后，她多次随代表团赴各地参观，回京后认真撰写意见稿，每份都亲笔签名。一位工作人员说：“字迹娟秀，观点清晰。”多少纸张，被她写得密密麻麻。
1974年夏末，傅作义的遗像悬挂在客厅东墙。刘芸生每日清晨必为遗像擦拭灰尘，再到阳台浇花。街坊说她气色不错，她微笑回应：“身体好，才能干事。”同年年末，她以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场中间挂着国徽，灯光熠熠。刘芸生坐在席位上，想起昔日那句“不要搬家”，心里稳稳当当，仿佛有人替她托着前路。
傅作义病逝后的这个家，没有豪华陈设，没有闲杂人等，却时时有人敲门送来文件、报纸或慰问信。生活简单如旧，院子里冬天烧蜂窝煤，夏天摇蒲扇。门口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像极了傅作义生前的那双布鞋——朴素，却承载着厚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