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
殊不知，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还有一位与戴笠齐名的人物，
他就是被并称为“康戴二公”的康泽。
戴笠主要负责收集外部情报，而康泽则专注于国民党内部情报工作。
他们二人在蒋介石面前享有一项特权，那就是想要谒见蒋介石时，无需先到侍从室登记，
随时都能获得接见。康泽的名字排在戴笠前面，是因为他更早得到蒋介石的器重与信任。
康泽出生于四川安岳县，早年在家乡读书时，勤奋刻苦，
是当地出了名的“学霸”。
后来，他心怀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以及救国救民理想的向往，毅然奔赴广州，
报考了黄埔军校。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将学校的人才招揽为自己的班底，
格外注重与学员交流。康泽学习优异且勤奋努力，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有一次学校放假，蒋介石到学校视察，看到教室里有一个人在专心读书，好感顿生，这个人正是康泽。
彼时，学校里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因信仰不同，对立情绪较为严重。
康泽是国民党的坚定信徒，处处与共产党员作对，蒋介石对他的行为十分满意，
认定他日后能成为自己忠实的“鹰犬”，于是开始大力培养他。不久后，康泽被派往苏联学习深造。
从苏联回国后，蒋介石对康泽委以重任，
先后让他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侍从参谋、总司令部宣传大队长等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大肆“清剿”共产党员，康泽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一个类似苏联“格柏乌”的组织。
1932年，复兴社在南京成立，这个组织便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军统的前身。
当时有13人是该组织的第一批领导，被称为“十三太保”。
尽管康泽职务已经颇高，但他并不满足。
不久后，他前往江西，成立了南昌行营别动队，专门针对红军。
为了彻底“围剿”红军，康泽推行了“五户连保”的“保甲制”，
还带领地主还乡团残酷镇压老百姓和农民。在他的高压政策下，
红军在苏区遭受了巨大打击，物资供应几乎完全断绝。
在延安时，毛主席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
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农民对康泽是不会饶恕的。”
或许是因为蒋介石的信任，让康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在国民党内自认为是蒋介石的“接班人”。后来蒋经国从苏联回国，
康泽甚至想与他一争高下，这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从此他在国民党内逐渐失势。
1948年，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又想起了康泽，派他前往襄樊地区与我军对峙。
康泽一直从事特务工作，对军事一窍不通，蒋介石还派川军名将郭勋祺给他当副手。
然而，在英勇的解放军面前，康泽自以为坚固的防线瞬间土崩瓦解。
1948年7月，襄樊战役结束，王近山活捉了康泽，战士们群情激奋，
都想严惩这个红军的死敌，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并未同意。
毛主席随即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发去电报：“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
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
将康泽送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押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康泽被送到了毛主席所在的华北地区。
毛主席为何放过罪大恶极的康泽呢？他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不杀康泽，
并非他的罪行不够判处死刑，而是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可能会引发连锁效应，不利于新中国的建设；
其二，杀了康泽会破坏我军优待俘虏的规定；
其三，应该给一切反革命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人民事业有益，
毕竟我军一直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于我军的判决，康泽自己也没想到。
后来在功德林改造时，他还继续与我军对抗。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庆祝这一佳节，
党中央决定释放一批改造成功的战犯，其中包括末代皇帝溥仪、抗日将领王耀武等人。
此时康泽的思想也有所转变，不过他真正被特赦已是1963年。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出狱后的康泽担任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
在此期间，他详细、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珍贵史料，
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等文章，这些史料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据说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还对康泽破口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