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刘青石回到大陆，要求面见中央高层，汇报台湾地下党密事。
广州招待所，前台杵着个男人，满身是泥，头发乱糟糟的，泥点子糊了一身，脸上没啥表情，门口的警卫想拦，手抬起来又放下了，那男人一开口，嗓子跟砂纸磨过一样，说要见中央领导，周围一下就静了，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人叫刘青石，台湾那边过来的，那眼神，亮得吓人，憋着一股劲，谁都看得出，他不是来讨饭的。他是来要个说法的。
不是为自己，是为那些人，死在马场町的，死在牢里的，死在路上的，他要把这笔账算清楚，他说，他们怎么死的我全知道，我是活下来报信的。
基隆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爸妈都是做苦力的，刘青石这孩子，从小就拧，脾气上来谁也拉不住，帮同学出头顶撞了日本老师，回家挨了一顿揍，脾气一点没改，十七岁那年，他跟朋友干了件大事，往日军的水源里投毒，想让小鬼子拉肚子，事没成，自己蹲了五年大牢，出来时人瘦了一圈，可他还是那句话，命是中国人的。
后来“二二八”事件爆发，基隆街上，国民党的兵见人就抓，连小孩都不放过，河水都染红了，他站在窗户边上看着，就说了一句，靠国民党还不如靠自己。
那年他碰到了蔡孝乾。
当时组织的大头目，名声还挺响，刘青石跟他谈了一整晚，当场就宣誓入党，他说，谁是真心为台湾好，我就跟谁，这条命从今天起就不算我自己的了。
他干的活是交通联络员，要把情报送出去，从台北送到上海，什么招都用过，牙膏管里塞过密信，衣服线头里缝过纸条，点心包装纸上写暗号，用火烤一烤字就显出来，四八年在舟山，碰上哨兵查包裹，天太热，纸上的字慢慢渗出来了，好在那个哨兵眼神不好，顺手拿那张纸擦了把汗，他这才混过去，后背早湿透了。
运气好能躲过一次，次数多了，光有胆子不行，还得有技术。
最怕的其实是叛徒，他有次去看一个牺牲战友的遗孀，刚走到门口，那个女人朝他猛眨了一下眼睛，他心里一咯噔，扭头就走，回头一瞥，窗帘后面有人影晃动，没过几天，他的朋友曾来发就被枪毙了，从那以后，他话变得更少了，心里明白，人死了是大事，话多了就是祸害。
一九四九年，风向变了，大陆解放，台湾开始大清洗，情报工作一团乱，蔡孝乾觉得太危险，准备从日本撤，组织让刘青石负责护送，找船找人，连暗号都对好了，结果在码头等来的不是蔡孝乾，是国民党的特务。
高雄码头全是埋伏，他老婆被抓了，他自己拼了命跑进山里，躲在花莲的乱坟岗，四个人，白天假装种地瓜，晚上就睡在破棺材里，下雨就拿树皮挡着，饿了就吃别人上坟的供品，没水就喝露水，这种日子过了四年。
一九五零年，蔡孝乾被捕，进去不到一个礼拜，就写了份长长的自白书，把地下党的所有结构，联络点，甚至入党誓词都供了出去，他供完的第二天，马场町的枪声就没停过，吴石将军，还有几十个核心成员，全被枪决了。
刘青石是看报纸才知道的，他弟弟来送咸菜，偷偷塞了份《中央日报》，报纸上，蔡孝乾发表“告同志书”，感谢国府宽大处理，他当时差点把报纸给撕碎了，嘴里念叨，人可以死，但不能这么活着。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老婆也叛变了，不是自愿的，是实在扛不住了，被严刑拷打，被灌辣椒水，最后供出了联络人，一个叫唐志堂的年轻人，才二十六岁，也被枪毙了，刘青石没怪他老婆，他说，是敌人太不是人了。
一九五四年，地下组织基本被打散了，一个叫吴敬堂的投诚了，直接带着特务上山把他们几个抓了，刘青石又被关了进去，这次连他爸妈也一起被抓了，特务换了招数，把他们一家人关在一个房间里，天天监视，一个叫郭维芳的特务每天都来找他谈心，端着杯茶，劝他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意思就是让他假投诚，回大陆去当反间谍。
刘青石嘴上答应着，心里早就把对方骂了千百遍，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活下去的唯一机会了。
一九五六年他被放了出来，拿着伪造的身份，从台北绕到香港，在九龙码头坐船到了广州，船一靠岸，他就把身上带的显影药水全扔进了珠江，进了公安部的招待所，从住进去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写材料，从他第一次见到蔡孝乾开始，到每一个人是怎么被出卖的，怎么牺牲的，他整整写了一年，写了十几万字。
有时候写到半夜，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了死，是为了那个信念。
后来他被安排到清河农场，一个月工资三十块钱，跟犯人一起劳动，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他从来不说苦，只说，我活着，就是要让那些死去的人有个交代。
一九七八年他终于平反了，被安排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日语，也没什么名头，有学生好奇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他就笑笑说，种地瓜的，八三年他的党籍也恢复了，拿到通知书的时候，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该来的总会来的。
后来他去美国看女儿，女婿当着他的面说，我不认识你，他一句话没说，买了张机票连夜飞回了北京。
晚年他就住在西郊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墙上只挂着一张唐志堂的遗像，他说，我这辈子没出过名，也不想出名，我只想让后人知道，在台湾那些年，真的有一群人，是拿命在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