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米脂那地方，提起来就是个穷字，杜家算是个例外，家里老头杜斗垣，晚清的举人，还跟同盟会有点关系，这家庭环境就不一样了，俩兄弟，杜聿明和杜聿德，从小就在书堆里泡着，榆林中学也是一块儿上的，整天黏在一起，大哥杜聿明，人聪明，办事利索，书读进去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带兵打仗让国家强起来，后来去了黄埔，蒋介石都看重他，那是正儿八经的嫡系，能打仗会带兵，官也是越做越大，从排长干到军长，手底下兵多事也多，连滇缅远征军的副司令都当了，在蒋介石那边是块硬骨头。
他这个当大哥的，哪能想到，自己亲弟弟，早就不走一条道了，杜聿德，家里老二，这名字现在没几个人记得，人看着不声不响，干的事可都是提着脑袋的，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风声那么紧，好多人都躲起来了，他倒好，不躲，跑去苏州入了党，跟着魏野畴他们去皖北搞兵运，那可不是嘴上说说，是真刀真枪地干，直接钻进高桂滋的部队里当副营长，一边当官一边悄悄发展人，拉关系，埋钉子，搞地下工作，策反部队，建农村根据地，这些事都他一手操办，多危险，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三里湾起义就是他一手策划的，下着大雨的晚上，他亲自带队，枪声一响，整个局面就乱了，他一枪就把对面的团长给打伤了，带着人跟赤卫队会合，就在王官集那地方建了苏维埃政权，把粮食分给穷人，自己的政府就这么立起来了，那年他才二十二岁，敢在国民党的兵营里头闹事，这胆子，这决心，就是把命豁出去了，后来突围失败被抓，国民党那边什么手段都用上了，打也打了，劝也劝了，连家里人都抬出来说情，杜聿德就一句话，命是党的，你们看着办，四月十三号，阜阳东岳寺，枪响的时候，他连头都没回。
他哥杜聿明，后来打了败仗被俘虏，送到功德林改造，倒也没受什么苦，新中国对他挺宽待，还让他当了文史馆的副馆长，也算有个安稳的晚年，可他弟弟的事，他一辈子都不怎么提，不是忘了，是不敢提，他心里明镜似的，害死他弟弟的，就是他自己效忠的那个阵营，他后不后悔，嘴上没说过，可那份沉默谁都看得出来，当年还是他劝弟弟去部队学军事的，结果弟弟是去了，学的是怎么把他们给推翻，兄弟俩，一个保一个拆，这哪是兄弟俩的事，是那个时代，硬生生把一个家分成了两半，像他们家这样的，那年头太多了。
杜聿德人走了，没留下什么话，可他走的路留下了，他带过的那支队伍，后来就是皖北工农红军的底子，他搞的那个《临时土地法》，让那里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皖北那个苏维埃政权，也成了党在那块地方扎下的第一个根，他牺牲的第二年，魏野畴也倒在了那里，他们这些人，都是拿自己的命在探路，怎么从农村打到城市，怎么用枪杆子建政权，杜聿明活下来了，杜聿德牺牲了，一个打了半辈子仗，最后成了俘虏，一个刚开始干就没了，可那颗种子是埋下了，一个将军一个烈士，听着不一样，最后留下的东西更不一样，杜聿明留下了战败的记录，杜聿德留下的是一条能走通的路，其实说不上谁比谁强，关键是看谁站对了方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得做选择，选你信什么，选你跟谁走，选你这条命最后落在哪，路要是选对了，就算走得早，也总有人记得，路要是选错了，活得再久，心里那道坎也过不去。
